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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供给侧改革

发布时间:2016/03/15作者:马建堂 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摘要: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大背景下来观察。不然是说不透的,要不然就与美国的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绑在一起了。仅仅从概念本身来理解,就容易望文生义,容易脱离中国的实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不是由专家学者下的,也不是教科书上定义的,而是由实践来定义的。


  编者按: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决策咨询部、发展战略中心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座谈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浙江省扶贫办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议题发表看法。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马建堂作了总结发言。座谈会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主持。现将部分学者发言主要内容刊登如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马建堂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改革任务,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从中国经济的“怎么看”到“怎么干”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先后提出了新常态、新理念、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系统而全面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经济、如何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如何解决新阶段经济中突出矛盾的系统化、体系化、理论化的科学认识。这些科学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成果,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新常态理论”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的科学认识论。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统一起来,既科学地说明了认识的本质,又正确地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理论”,就是从实践出发,就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提出了科学的认识论。只要正确地认识、引领、把握新常态,我们就能既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于求成,又能奋力作为,主动进取,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五大发展理念”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实质上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纲领,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从方法论的层面,为解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指明了具体途径。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国家科学发展、中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论。从“新常态理论”到“五大发展理念”,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性改革”,其内在逻辑就是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的“怎么看”和“怎么干”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性改革”,其根本主旨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究竟应该“如何办”。如果说新常态解决了“如何看”的问题,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回答“怎么干”的问题,即对怎么能稳住当前经济、怎么能推动当前经济发展、怎么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怎么能推动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解决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向和目标,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那么就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问题,解决好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具体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总结经验,下大力气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仍然不活。一是“不能停”。一些国有企业并不能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比如钢铁已经严重过剩了,但一些企业还在生产。二是“不能走”。现在越是欠发达地区,人就越向国有企业挤,进去的人又流动不了,不能根据生产能力、开工率决定用人数量。三是“不能死”。现在国有企业“死”不了,要“死”太难了,涉及到人、涉及到债务,要解决人和债务都需要钱。

  第二,推动价格市场化改革,由市场配置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资源的流动,流到哪里去,要由价格信号来引导。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放开了绝大多数竞争性商品价格,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价格改革步伐大大加快,一大批商品和服务价格陆续放开,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领域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也应看到,有的价格信号还是没有反映供求变化,价格体系还是紊乱的。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价格是重要领域。

  第三,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三年多来,这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现实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每一环节,都有数不清的审批、审核、备案、许可、认定、认证、检验、检测等等,后面还要跟着收费,叫做政府部门设权、中介机构评估、关联企业收费。企业始终被紧紧地管着。今后,政府简政放权,最为重要的是破除以批代管传统思维,一方面继续下大力气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要件、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还要探索“改批为监”,之后可能做到不审批。比如推广投资领域的“浙江模式”,政府明确负面清单,制定好标准,包括节能的标准、环保的标准、安全的标准等等,企业承诺达到这些标准,就允许投资,予以备案。政府不批不是不管了,要监管企业的承诺是不是达到了标准,如果不达标,就依法处理。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供给效率,使供给与需求结构更加相配。

  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上世纪末国有企业脱困时,我们碰到的难处与现在非常相近,尽管环境不一样了,但一些做法仍有启发。

  一是去产能一定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在一起。当时国企改革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小企业转制方面。二是减人还要推进再就业。但是减人不是目的,得让他再就业。国企三年脱困时,最大的制度发明就是“再就业中心”,企业把人减下来,减下来的人由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接收,发放基本生活费,续交社会保险,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再就业。三是国有企业解困要有杀手锏。债转股对债务人有好处,这是必然的。但事实上,债转股对债权人也有好处,因为债转股中的“债”,有的本身就是坏账,坏账从暗变明了,对债权人也是有利的。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是德意志银行推出的“短期资本应急工具”(简称“COCO”)。这个工具的基本特点是,当该银行效益好的时候,融入资金是债券,而当效益不好的时候,特定的债权可以变成股权。

  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制造业发展新动力

  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切实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第一,提升供给效率,是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呈现持续下行的态势,投资增速降到多年来最低点,出口下行态势仍在延续,面临倒闭破产的企业进一步增多。从本质上看,主要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核心又是供给效率不高,供需错位导致的。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围绕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立足创造和改善需求综合施策,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效率,培育形成发展新动力。

  第二,化解过剩产能,实现制造业结构转型再平衡。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我国制造业“供给侧”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造成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仅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产能过剩严重,行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这些行业体量大、链条长、涉及面广,产能过剩不仅导致整个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还造成了大量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整体经济的运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也有这样的趋势,我们国内现在有70多个城市都把机器人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来规划投资,新能源汽车则有几百家企业蜂拥而至。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是新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开端。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方式,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开展,一方面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过剩行业产能主动退出,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加快退出一批无效产能。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法律、技术等手段,通过严格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等标准,再依法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当前重点是做好钢铁和煤炭这两个产业的去产能工作。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打造制造业发展新引擎。我国要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必须从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一是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为行业提供服务。二是抓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中优势资源,攻克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三是加快国内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并轨,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推动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四是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提升产业链价值地位,促进制造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五是建立灵活的人才培育与管理机制,加强制造业技术工人培训、创新型人才培养和企业家精神培育。

  第四,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互联网+”提出后引起了智能化、网络化改造的热潮,已成为制造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提升供给效率的重要路径。不过,由于“互联网+”的概念涵盖了从技术、模式到理念等多个层面的创新,其可借鉴性强,可复制性差,在当前实际推进过程中存在认识不清、层次不高等问题。在企业层面,“互联网+”的应用仍集中在供给效率和流通提升环节,对于创新业态模式、形成新供给等方面仍有较大潜力。

  第五,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障碍,营造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关键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化行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逐步清理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事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方法。二是围绕创新驱动,实施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同时更加注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三是降低实体企业生产成本,通过实施涉企收费清单管理,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

  从供给侧入手是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方向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央2005年又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要转型,转为质量效益型,只有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我认为现在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积极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供给需求不能完全对立,但是当前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主要再依靠进一步刺激三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重点要放在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提高要素的生产力,向社会提供更多有社会使用价值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供给也能创造需求,比如具有高技术含量苹果手机的出现带动了全球几十亿元智能手机的需求。

  第二,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现在消费对GDP的贡献占60%以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50%以上,但这只是经济转型或者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表现,不是最主要的标志。一些南美国家,消费对GDP贡献也超过6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超过60%,但是并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什么?就是经济并没有很好转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没有真正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变。所以消费和第三产业的占比提升,并不是经济转型的最主要标志。经济转型主要的标志应该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主要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的创新。为此,要努力提升人力资本,大力培育高科技人才,发展科教文卫事业,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第三,要深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在比较难的是国企改革,包括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民营企业如果长期亏损,他自己就会倒闭。但是国有企业尽管长期亏损还会千方百计维持下去,这不行。现在提出去产能,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这些僵尸企业主要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这也是当前国企改革的一项任务。国有经济拥有大量资源,但这两年国企改革进展不够理想,跟其他领域改革相比,还是不够快,相当一部分改革还有点停留在纸面上。特别是国有监管机构怎样转变职能,怎样转变到管资本为主,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还给企业,进展较为困难。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能不能够提高,僵尸企业能不能顺利退出,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大小。所以最近一次深改小组提出要很好落实改革举措,我认为当前最需要落实的改革举措是国有企业改革。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市场化改革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大背景下来观察。不然是说不透的,要不然就与美国的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绑在一起了。仅仅从概念本身来理解,就容易望文生义,容易脱离中国的实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不是由专家学者下的,也不是教科书上定义的,而是由实践来定义的。

  从发展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就是结构变迁的过程。放在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背景下,我国所有的改革都是结构性改革,不只是现在才是结构性改革,只是过去的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现在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是对政府的大考,也是对企业的大考,都需要自我革命的勇气和不断创新的智慧。在这个阶段,分权改革,稳定长远预期,就变得十分重要。

  我们要去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前供给跟需求格格不入呢?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供给是两大块,一是消费资料的供给,一是生产资料的供给。现在产生供给过剩的,主要是生产资料生产的过剩。除了传统产业,如钢铁、煤炭,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光伏、风能等。这一是投资体制的问题,投资既产生需求,也形成供给,政府主导的投资容易形成排浪性的过剩与不足。二是项目审批的问题,很多产能过剩是审批出来的。从单个项目看,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从整体看,可能已经过剩了。审批不是宏观调控,更不是产业政策。所以关键问题就是怎样去行政化,不然我们马上就会面临新兴产业战略过剩的问题。三是政府补贴的问题,补这个产业补那个产业,补出来的企业都没有竞争力,都是虚胖。企业都去追逐政策带来的利润而不是市场带来的利润,企业行为异化。现在,一些部门、地方政府又在搞产业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种搞法我觉得也有问题。这还是在过多干预市场,甚至扭曲市场。这导致企业一门心思瞄准政府政策,哪种政策可以套利,就去迎合这种政策,而不是从创新的角度去满足市场的需求,产品的品质没法提高,品牌难以形成。

  供给侧改革关键还是市场化改革。现在遇到的问题比过去的问题更复杂。国企改革的问题,要抓住关键点,即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是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不仅仅涉及到国企制度,也涉及到金融领域、生态文明、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

  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还应该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改革总目标衔接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从广义说应属于治理结构改革,治理改革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都是治理结构改革的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国家治理结构改革的一部分和阶段性重点。

  供给侧改革必须在重点领域加快推进

  孔泾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重点选择那些放松管制或改变供给条件,能够迅速刺激、增加需求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推进。

  第一,继续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逐步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才成就了今天的发展成绩。当前应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资源、网络类企业改革。按照市场决定作用,遵循技术经济规律和规模适度原则,以PPP模式大力推行路网、线网、管网等的领域的股权多元化、使用共享化改革。

  第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基础性资本市场,促进资产证券化,重点是实体经济资产证券化。以此化解当前一方面杠杆率过高、虚拟经济膨胀,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两难困境。用直接融资对冲间接融资,以M3数量的增长来降低社会货币供应总量中M2的比重,降低杠杆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适应要素供给特别是劳动力供给,即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中70%以上是高校毕业生的新特点,加快开放教科文卫体和高端服务业,大力推进这些领域的创业、创新。从一般制造业到各类服务业,通过新供给不断创造出新需求。同时,适应新需求也不断创造出新供给。

  第四,尽快将流转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这种改革,一是有利于中央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适时调整税率、熨平经济周期;二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形成与人口规模、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政府财力或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城镇化步伐;三是有利于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盲目的GDP追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第五,根据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变化,以全球化理念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加快开发各类服务业,倒逼国内相关改革和体制机制建设,打造服务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全面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责任编辑: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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