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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若干问题新认识

发布时间:2016/09/09作者:武力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摘要:针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忽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本文试图运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以下历史问题:(1)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任务;(2)为什么中国在50年代要选择计划经济;(3)“大跃进”和“文革”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4)邓小平为什么要对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进行调整。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析,再次证明了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者简介: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针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忽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本文试图运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以下历史问题:(1)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任务;(2)为什么中国在50年代要选择计划经济;(3)“大跃进”和“文革”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4)邓小平为什么要对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进行调整。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析,再次证明了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 键 词:唯物史观;民主革命;计划经济;发展目标

  标题注释:本文是作者应邀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3&ZD193)写的一篇专稿,为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94年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1921年建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为中华民族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扫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障碍,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第二个历史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完成工业化、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两个时期来看,实质上都是在1840~1945年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直追、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互动的历史,不能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不利条件、有利条件,不能不了解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与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的关系。而要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上述历史关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应该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去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又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本文就是试图运用这个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共党史中的若干问题。

  一 经济结构决定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②

  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1919年11月22日,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③1977年10月,邓小平在同加拿大林达光教授夫妇谈话时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④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以1919年巴黎和会为一战结束,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时,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战争期间俄国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被侵略者、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

  如果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则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实质上是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资产阶级中间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的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好感和向往。更何况这种体制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理想色彩,即使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而言,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⑤而所谓的俄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1939~1940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⑥

  此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⑦

  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再一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几个构成要素。⑧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被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⑨新民主主义经济肯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则是处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的准则。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能动员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革命,因此领导革命的重任才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革命的性质也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是保护和联合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二 为突破“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所谓“贫困陷阱”,在发展经济学里是指那些工业化前国家因贫困而缺乏资本投入因而继续陷入贫困中不能自拔的状况。新中国成立时,100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更遑论积累资金用于发展了。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各年份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这说明消费率极低,6年中甚至有4年为负数。⑩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匮乏问题。

  “在所有落后的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11)一个像中国这样曾经辉煌、在近代又备受欺凌的大国尤其如此。而这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对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后,最高决策者渴望迅速建立一个全新的、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心情十分急迫。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同时,也让此前人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得以体现。

  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严峻国际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工业,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自然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促成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策。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12)

  以工业为例。1952年当中国完成经济恢复任务,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以直接关系到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虽然当时的钢产量已经是1949年的3倍,但是与当时的敌人美国相比,差距很大,钢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是224倍。1952年,中国天然原油年产量已达19.54万吨,为旧中国天然原油最高年产量8.2万吨的2.3倍。2010年中国原油产量接近1.9亿吨,消费量则达到4亿吨。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14)为此,我们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5)

  然而,当时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却十分苛刻。对内,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中国当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16)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17)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中国不仅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土地改革时全国农户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8)1952年,中国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19)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在外部,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亟须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发展模式的接近,是因为中苏两国在近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必然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手段,对于苏联经验的接纳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20)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21)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2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23)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三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教训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历程,其中波动最大、教训也最深刻的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

  1956年是中国完成“三大改造”、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年,这一年也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要求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一年。虽然中国由于刚刚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弊病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摆在面前,中国国内因社会主义改造“四过”和1956年的“冒进”导致的问题在年底也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此,从1956年初筹备八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优越性的问题。在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就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很好的设想和方针政策,而且这些都是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已充分表现出来而在中国已露出端倪的弊病。其中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周恩来提出的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在一定范围内发展,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以及综合平衡思想等,都反映出当时中国出现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趋势。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探索很快就被“反右”运动和急于求成的狂热打断了。为了更快地发展,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这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已经出现不正常状态下进行的。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使党实际放弃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追求“多”“快”实际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24)为了与这种行政性资源配置要求相适应,“大跃进”期间在农村发生了空前急剧的体制变革: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甚至提出了“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目标。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毛泽东又对中央“权力下放”过急过快,这又助长了宏观失控态势,而“反右”、“反冒进”、反“右倾”又导致了政治高压,“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盛行,结果导致了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三年经济调整以后,由于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严重,更加强调备战,同时,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也较强烈地刺激着国家领导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终是主要的目标。由于体制造成的经济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来维持(而高投入就必须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拒绝吸引利用外资,结果发展战略在1958~1978年间陷入了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境地。

  “大跃进”使得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过高,脱离了实际。由于原材料和资本短缺严重,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劳动来替代资本。结果土法炼钢不仅没有使钢铁指标顺利完成,还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在农村,高级社也进一步演变为“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失去了合作经济自愿互利的性质,不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而且产生了生产经营上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结果不仅降低了粮食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随着自然灾害的来临,农业生产大幅下滑,并引发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实际,使得国民经济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三年里,农业下降了22.8%,过高的积累率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每年降低4.9%,财政赤字也大幅上升。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沉痛教训,使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摆正了农、轻、重的关系,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方针。但是与此同时,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中苏国家间的对立日益严重,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更使得中国腹背受敌,内外紧张导致了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从而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几乎失去了可能。

  这个时期因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所实行的单一公有制,虽然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由于毛泽东将其视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因此改革始终不能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由于取消了市场调节,抑制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导致了生产效益低下和官僚主义盛行。这使得毛泽东走上了依靠政治运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道路,并将要求将生产关系调整到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继续探索,开展了“三线建设”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期间,除1967年和1968年外,工农业总产值均实现正增长;科学技术也取得新的突破,例如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混乱,工农业生产还是受到极大影响,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人力资本损失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大跃进”再到“文革”,毛泽东在经济变革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所采取的体制,当成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原则,而且当这种体制表现出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挥预期的优越性时,不是改变它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是从政治上强化它、保护它,甚至不惜发动“文革”这样的内乱。这种历史局限性直到1978年以后才被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重新回到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常态。

  四 邓小平对20世纪发展目标的调整

  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它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生存的需要,可以说,经济发展速度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还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困难艰巨。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赶超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也面临着上述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同时国家尚未统一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都使得中国必然实行经济上的赶超战略。在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期间,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毛泽东在1956年的讲话就很有代表性:“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25)

  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政府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6)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距离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27)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谈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28)

  “文化大革命”10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从1967~1976年(考虑到“文革”虽在1966年年中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67年、1968年出现倒退,分别比上年下降9.9%和4.7%,1974年和1976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长4.9%。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失调也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34.5元下降到19.3元,下降44.1%。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调整,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住房紧张,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普遍。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周边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快速崛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在这之前,它们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同金日成会谈时就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29)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30)“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1)邓小平还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的高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32)

  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则由过去超过可能调整到比较切实可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既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成为1978年以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根据实际调整了过去的高指标。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国民经济的调整发表讲话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33)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形成了明确的“三步走”战略,并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34)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做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做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通过调整,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35)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对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时间进行过客观的分析与清醒评估。他在1975年10月会见外国客人时说:“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3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7)1979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日本,目睹了其现代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参观日本大型企业时很受触动。耳闻目睹西方现代化的现状,想到闭关锁国多年且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邓小平开始思考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否理性科学。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开诚布公地告诉来宾,中国现代化的概念与西方不同,中国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实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他幽默地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狮子大开口,我后来把标准放低了,改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说明,邓小平出访美、日后看到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清醒地意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可能性,因此改口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也就是他对大平正芳说的“小康之家”。

  “小康社会”作为一个上承贫困、下启富裕的温饱型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是20世纪新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目标的提出反映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

  1981年4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做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开始时候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38)邓小平认为,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中国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也不容易,如果800,也可以算是小康生活了。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提出了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里,争取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并不是“拍脑袋”和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和计算的。一是借鉴了日本1960年代实施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经验。1960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到1967年,倍增计划提前实现,而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82年11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即反映出当时论证的严谨性。这篇文章也得到了陈云、姚依林等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赞同。

  1984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再次提到小康社会,他言简意赅地说:“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中国就建立了一个小康社会,这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39)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即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第一个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个10年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然后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他指出:“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小康”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中国传统词语简单随意的沿用,而是开眼看世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他对中国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审视、定位的结果。“拿国际水平的尺度”(40)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系而不是空喊现代化,也反映了邓小平反对空谈误国、坚持实干兴邦的作风。在现代化的国际参照标准方面,邓小平曾提出“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等几种设想,而最终确定了“中等发达国家”(41)这个标准。邓小平曾充满自信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42)可以说,“小康”概念内涵的拓展始终是在国际性的横向比较中获得的。邓小平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此前用“人均收入”),这就为原本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尺(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这样使现代化目标既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对照,还能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的改变而适时进行新的调整。(43)

  如果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看,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来替代“四个现代化”目标,是从生产力水平视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如果中国连小康社会水平都没有达到,怎么能够支撑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呢?在这里,历史与逻辑实现了高度的统一:20世纪发展目标的调整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五 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共党史中的上述问题,就能够解决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问题。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又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都是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同样,过犹不及,当经济体制变革目标和方针政策超越了生产力水平,不能与之相适应时,即使再采取政治激励和压力,最终都无济于事,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革。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和工业化过程中,因此我们关注社会发展首先应该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关注科技进步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又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但是,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这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始终处于突出位置有关,也与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缺乏基本的科技知识有关。而在今天,当科技创新已经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后,就历史研究来说,加强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研究就更加紧迫了。

  就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我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体制沿革和思想、政策的变化,而忽视了生产力往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基本原理。例如,新中国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些确实是经济体制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是还有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难以避免和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靠发展来解决。中国是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体制上,老想通过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毛泽东晚年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走向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和制度变革看得高于一切。很多发展中的问题,他老想在自己这一代通过革命来解决。当问题解决不了时,如贫困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化问题解决不了,他就老想变,最终走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不归路。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总结中国共产党65年的执政经验,这一条应该好好探讨一下。

  总之,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应该学习一些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在研究中更好地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将中共党史研究推向深入。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年第2辑期)

  注释: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23页。

  ⑤转引自陈红军、赵波《缅怀伟人,传承友谊》,《光明日报》2011年4月26日。

  ⑥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1~656、662~71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29~1100页。

  ⑧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87~1206页。

  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6页。

  ⑩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10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第361页。

  (11)[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53页。

  (12)《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05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9页。

  (14)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234~237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53页。

  (16)汪士铎:《乙丙日记》,转引自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第3页。

  (17)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1957年9月,第4页。

  (18)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19)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67页。

  (20)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73页。

  (22)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510、536页。

  (22)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第298页。

  (23)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中华书局,1997,第20页。

  (24)《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9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41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4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98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60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5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314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147页。

  (34)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72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

  (3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7)》,第21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38)以上引文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7)》,第111、132、187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417、266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43)赵美岚、黎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的典范创造——以邓小平“小康”概念的形成过程为分析范本》,《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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