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五百年来的三次形态转变和八个观念创新

——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发布时间:2017/05/22作者:高放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摘要:1516年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最早提出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到20世纪却发生三次形态转变,即转变为“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当今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要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就要创新观念,本文提出并且论述了“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和“世托邦”八个新名词、新观念。


  作者简介: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1516年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最早提出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到20世纪却发生三次形态转变,即转变为“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当今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要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就要创新观念,本文提出并且论述了“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和“世托邦”八个新名词、新观念。

  关 键 词: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世托邦

  一、“乌托邦”的本意及其五百年来在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距今五百年前,即1516年12月下旬,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在比利时卢文城出版。这本金书以对话体文学游记的形式,第一次深刻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工农大众、造成“羊吃人”的悲惨景象,第一次全面描绘了未来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人人平等、民主自治的理想社会的美满胜境。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讲到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指出:莫尔著《乌托邦》“这本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开山之作”,即是说从此开始,方才有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事实上,1516年出版《乌托邦》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而“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要比莫尔著《乌托邦》晚二百多年。“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源于古拉丁文socialis,原意是同伴的、善于社交等。到1753年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安尼才开始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指上帝安排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1832年法国圣西门派主办的《环球》杂志上首先使用“社会主义”,指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一词也源于古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有、公共。大约在1834~1839年间,在法国工人集会中开始流行“共产主义”(comunisme),意指将来建立的新的公有、公共的社会制度。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中第一次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接起来,称之为“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三处提到莫尔,其中一处这样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①恩格斯于1876年准备写《反杜林论》一书时说过:早在350年前,莫尔的《乌托邦》就提出了“正义”的概念。②“乌托邦”(utopia)一词是莫尔独创的拉丁文新名词,它是把古希腊文中两个词根译为拉丁文组合而成,outopia,意为乌有之邦,可是这两个词根的另一种写法为eu-topia,意为优美之邦。所以“乌托邦”一词具有双重涵义,意即“子虚乌有的理想国”,或“虚构的理想国”、“实现不了的理想国”。《牛津英语词典》对“乌托邦”(utopia)是这样释义:理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ideally perfect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正因为《乌托邦》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国”,所以近五百年来,这本金书在世界各国有很长久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莫尔用古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初版于1516年,1517年、1518年连续再版。1551年出版鲁滨逊的英译本,此后又有1596年、1597年等多种英译本,最新版是1995年,剑桥大学又出版附有详尽注释的新译本。美国哈佛大学从1961年起开始推出“哈佛百年经典”丛书,共有50卷,其中(04)卷收入了《乌托邦》。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64年和2001年又出版《乌托邦》的两种不同英译本。除了英语世界外,《乌托邦》于1524年有德文本,1548年有意大利文本,1550年和1559年有两种法文本。1562年有荷兰文本,1562年有西班牙文本,1789年和1790年有两种俄文本,后来在1901年、1903年、1918年、1935年和1947年又有新的俄文译本出版或重印。1913年有日文本出版,1929年至1936年,日文译本又有三种,随后1947年、1957年、1969年和1994年又有日文译本。1976年有韩文本出版,1998年、2001年、2005年又有新的韩文译本。我国从1902年起书刊中开始介绍《乌托邦》,到1935年出版刘麟生的译本,1956年又出版戴镏龄的中译本,随后又有17种中译本出现(包括台湾的四种译本)。(详见拙文《莫尔著(乌托邦)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从上可见,《乌托邦》这本金书五百年来从西方到东方,经久不衰,传遍全球。

  二、从乌托邦到恶托邦的第一次形态转变

  《乌托邦》的世界影响,不仅表现在这本金书不断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长久广为传播,更为显要的是继莫尔之后,有众多的后起之秀步莫尔后尘,推出多种新的乌托邦作品,形成“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潮流。在1516年的《乌托邦》之后,有1601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在狱中写成的《太阳城》(于1623年出版),还有1619年德国人安德里亚发表的《基督城》。这三本名著被后人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三部曲”。此外还有德国人闵采尔于1522年提出的“千年天国”,英国人温斯坦莱1652年发表的《自由法》。法国人维拉斯于1675年起陆续发表出版《塞瓦兰人的历史》。法国人梅叶的《遗书》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即1730年问世。法国人摩莱里于1755年匿名发表《自然法典》,法国人马布利于1776年完成《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法国人巴贝夫代表工农大众积极参加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并且提出“平等共和国”的共产主义理想。到19世纪20~40年代,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三个“伟大的智士”(恩格斯语)把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开始从理论上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总之,在莫尔著《乌托邦》出版之后,大约历经330年间,欧洲英、法、德、意诸国又涌现了十几位智士,把乌托邦从文学游记的描述,提高到法律制度的规定,再上升到理论论证的高度。可以说乌托邦中的空想成分愈益减少,理想成分愈益增多,科学因素历历在目。

  到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青年革命家、思想家在参加革命斗争过程中,进行科学研究,发现了社会发展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两位亲密战友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继承了其合理理想,以他们发现的三大规律,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于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他们论证了: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改变私有制为社会公有制;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农大众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才能掌握国家政权,进而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来逐步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克服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大力增加生产力总量,实行民主政治,先实行按劳分配,使每个人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最重大的超越,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最简明的词汇来概括,那就是“科托邦”(scien-topia=science+utopia,或音译为“赛托邦”)。乌托邦是子虚乌有不能实现的美好空想,“科托邦”则是依据科学原理、遵循客观规律,经过人们主观努力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见“科托邦”于19世纪将在英、法、德三个最先进的国家几乎同时实现。

  到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因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的变化,社会主义却在落后的俄国一国首先胜利。但由于后来苏共领导人急于求成,在1936年刚刚初步实行工业化,就急于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消灭私有制,宣布建成生产力低标准的社会主义,同时让沙皇君主专制主义传统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以致形成了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缺少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20~40年代又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政权,扼杀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上出现了与“乌托邦”相对立的“恶托邦”新名词、新作品、新逆流。

  “恶托邦”(dys-topia,又可音译为“敌托邦”)一词是由英文接头词dys-取代u与topia接连起来构成,dys-意为恶、坏。最早使用“恶托邦”一词的人,根据《牛津英文词典》解释,是英国著名政论家、国会议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于1868年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中,抨击政府决策人对爱尔兰的土地政策时这样说:“称这些人为乌托邦主义者都是高抬了他们,他们应该被称为恶托邦主义者或苦托邦主义者。众所周知,乌托邦是指完美得不可实施,而这些人提倡的都是可恶得不可实施。”这句话中所用的“苦托邦”(cacotopia)一词是由英国作家杰若米·班腾(Jeremy Bentham)于1818年首创的,意为苦难邪恶之地。此词以后没有广泛流行。从20世纪初叶起英文中又出现了“反面乌托邦”(anti-utopia)一词,这也是乌托邦的反义词,随后与“恶托邦”一起广泛流传。到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出版了三本被称为“恶托邦”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文学名著,这就是1924年出版的苏联作家扎米亚金的《我们》,1932年出版的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英国作家奥威尔写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这三部作品正好是与上述“乌托邦三部曲”相反的,它不是预见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而是预测人类社会邪恶的未来。到1965~1970年间,西方把这三本书作为一个系列,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或“恶托邦三部曲”出版。

  先说苏联作家叶·伊·扎米亚金(1884~1937)。他是高尔基十分器重、甚至与高尔基齐名的作家。他参加过俄国1905年革命,并且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1911年和1913年,他连续发表两部小说《省城轶事》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声名鹊起。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高尔基领导的各种文学活动,并且成为高尔基主办的世界文学出版社的编委之一。他目睹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存在的弊端,于1920年写成《我们》这部政治寓言小说。书中预测未来有一个名为“唯一国”的科技发达的大国,人的生育功能由现代化工厂取代,婴儿可以成批生产,人的幸福生活完全由高高在上的领袖恩赐,人的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备受压抑,那个社会只有“我们”而没有“我”。书中对这个只存在“我们”的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描写。作者按照预先签订的出版合同,于1921年把书稿寄往柏林一家出版社。出版商认为他的书稿很有价值,就找人把他这部书稿译为英文和捷克文,于1924年和1927年先后在伦敦和布拉格出版,1928年又被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这就激怒了苏联文艺界领导人,作者备受围攻和迫害。官方不许剧院上演他创作的剧本,不许刊物发表他的作品。他于1931年6月上书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表明:“我有很可怕的直言习惯,我认为对就说对,绝不迎合时流。特别是我不隐瞒对奴性、拍马屁和文学变色龙的态度。我一贯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样只会使作家和革命退化。”他在信中还请求斯大林特别批准他出国一段时间,由于他还要出国治疗结肠炎。他保证出国后不会站在白俄反动派一边,他还会继续坚持“按照自己意念而不按照命令写作的习惯”。他认为,在苏联国内他被宣布为右派,而在国外,他迟早会被公认为布尔什维克。他还表示将来国内对文艺工作者态度改变之时,他还会回国,因为“文艺对革命真有价值”。他经过斯大林批准后,立即携带妻子流寓巴黎。随后,苏联国内“左”的势力有增无减,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愈益严重,他就无法回国创作,1937年客死异国他乡,年仅53岁。他死后大约二十多年,他的名著《我们》在西方被奉为“恶托邦”三部曲的首选。到1988年,俄文版《我们》才在苏联出版。因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未能及早从他的作品中吸取教训,进行自我改革。

  再说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1894~1963),他是《天演论》作者、著名生物学家老赫胥黎的孙子,可是他并没有继承祖业,而是把他学到的生物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文艺创作。他21岁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后,22岁就开始出版诗集。1932年38岁时,他出版《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brave意为勇敢、华丽,作者是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诗佳句作为自己的书名。莎翁的原意是“多么美好的新世界”,不过依照本书内容,我认为理应译为《奇妙的新世界》)这部奇特的政治寓言作品,是他不满现状而着意虚构未来的。他痛感现有社会使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绝对统治,使人人在降生之前就被纳入为少数人效劳的轨道,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与发展,使人变成行尸走肉。为此,他以科幻小说描绘了未来与以往传统社会有所不同的奇妙的新世界。他预测到未来科学技术会得到大发展,这是后来得到验证的,也是此书受到重视的有价值之处。如书中说未来会发明出来一种名为索麻(soma)的“完美药物”,服下后能使人勇气倍增,飘飘欲仙。但是他关于社会制度的描述,则是荒诞的。他以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创立新的生产流水线的1900年作为未来福特纪元元年。他预测福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时已形成了“世界邦”,其箴言是:共有、划一、安定。他预测将来人类可以在“受精室”让精子与卵子交合而成批孵育婴儿,那时人拥有无限制的性自由,人人都安于他们整齐划一的机械性的工作,缺少家庭、艺术的个人兴趣爱好。作者称其为《奇妙的新世界》,却不乏恶劣虚构。

  最后再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他出生于一个英国驻印度孟加拉邦的低级官员之家。他母亲从小就把他带回英国抚养,后在著名的伊顿公学学习,十八岁毕业就到英属缅甸警察部队服役。他亲身目睹了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种种恶行,六年后,即1927年他愤然辞职回国,转而从事写作。1928年苏联作家扎米亚金的《我们》在巴黎出版法文版后不久,奥威尔很快就读到这本预测极权主义统治的寓言小说,从中深受启发。他自认为“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他向往的是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1937年,他以社会主义作家身份与新婚妻子一起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站在西班牙人民阵线这一边,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入侵和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同时他又亲身感受到人民阵线内部各党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这使他对各种极权主义深恶痛绝。1944年他写成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讽刺个人专断(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译本)。战后,他又经历了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冷战,晚年他染上了肺病。在治病休养的1948年,他奋笔疾书,完成了第二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绝笔书稿,1950年1月,他因贫病交加,才47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一九八四》一书立即引起文坛轰动。作者本来是1948年写成这本预测未来的政治寓言小说,他巧妙地把预测未来的年份定在1984年,与他完稿的1948年最后两个数字颠倒过来。他对人类社会前景持悲观态度,由此他预测1984年世界将充满极权主义统治,缺少民主自由,物资匮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贫困,一切物品实行配给制,一切行为听命于政府统一指挥。书中主人公史密斯在政府的舆论部门工作,每天都在编造谎言欺骗人民。执政党的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性,无知即力量。政府中所说的和平部实为战争部,友爱部实为镇压部,富裕部实为匮乏部,总之言行不一,是非颠倒。最为奇妙的是《一九八四》一书预见到1984年世界上将由名为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的这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其中有时候这两国联合反对另一国,有时候那两国又合伙反对这一国。到1984年,西方书刊上发表大量文稿赞扬奥威尔的神奇预言,就在1984年这一年,西方再版此书多达一百多万册。我国直到1988年,才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我们》、《美丽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这三部书,随后多家出版社又分别出版过这三本书。2013年,上海的译林出版社又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丛书出版这三本书的新译本。如前所述,“乌托邦三部曲”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部珍品,而“恶托邦”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则是恶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劣品。然而它也警示人们,切不可在实践中扭曲、歪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否则将会出现恶劣效应。

  从16~19世纪的乌托邦,发展到20世纪20~40年代的“恶托邦”,这是乌托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形态转变。

  三、从乌托邦到异托邦和实托邦的第二、三次形态转变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乌托邦又发展到“异托邦”和“实托邦”,这是乌托邦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形态转变。

  1967年,乌托邦又第二次转变为“异托邦”。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生于法国中部一个省城波伊蒂耶市一位外科医生之家。1946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后曾经取得哲学和心理学两个学士学位。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2年又退党。1952年他到法国北部里尔市担任里尔文学院助教。1954年28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心理疾病与性格》。随后,他还到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等国多年从事教研工作。这使他眼界开阔、博学广识,在哲学、心理学、考古学、生理学、性学、权力学等方面发表多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论著。1967年他41岁时写成一篇题为《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ies)的文稿,原本是在巴黎一次聚会上的讲话,提供学界研讨用的。相隔17年之后的1984年才公开发表。这时福柯在文中加了注释,表明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与莫尔的《乌托邦》有所不同的新名词,即“异托邦”(het-ero-topia)。乌托邦是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理想之邦,而“异托邦”则是在世界上确实存在的另一个地方。他认为殖民地、兵营、监狱和度假村、桑拿浴室等都是现实存在的“异托邦”。他把苏联的体制和西方的残缺议会民主都视为“异托邦”。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诸多矛盾和缺陷,他没有区分“异托邦”中好与坏,没有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没有揭示“异托邦”的发展前景,究竟是回归“乌托邦”或者是陷入“恶托邦”。总之,“异托邦”是徘徊在“乌托邦”与“恶托邦”之间。福柯关于空间哲学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撇开他的空间哲学理论,从社会主义学视角来看,福柯的“异托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促使我们思索怎样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症状和资本主义残缺民主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从而消除“恶托邦”,并且使《乌托邦》中的民主政治理想能够真正变成为现实的“实托邦”。

  写到这里,我还要论及从乌托邦到“实托邦”的第三次形态转变。这就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1928~2016)于1980年提出了“实托邦”,与“乌托邦”相对立。托夫勒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富人区一个波兰犹太人移民的资本家之家。1949年,他获得纽约大学艺术学士学位。他上中学、大学时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名著,自认为“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学毕业时,他想将来当个为大众写作的作家。1950~1954年,他到工厂了当五年工人,写出一些诗文。随后他又当了八年记者和编辑,转向为资产阶级报刊服务。一直到1964年他出版第一本专著《文化消费者》,1965年他转而在美国新社会学研究院开设“未来社会学”新课。从1970年起,他每隔五年就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关于社会学和未来学的学术专著,即1970年的《未来的冲击》,1975年的《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和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最后这本书真正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思想界掀起了一个大浪潮。他居然被美国首席学府哈佛大学和多所著名大学、著名大公司以及国会和白宫邀请去发表有关《第三次浪潮》的演讲。甚至在同一天之内,上下午分别到美国共和党的州长会议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这个专题报告。日本、印度和瑞典等国有关部门也请他去作讲演。《第三次浪潮》先后被翻译成30多国文字出版。我国由朱志焱、潘琪、张焱合译,三联书店于1984年3月初次出版。我国政府领导人当即要求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通读此书,以便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我在1984~1985年,也带领四位博士研究生共同研读这一本世界名著,并且合写了一本《评〈第三次浪潮〉》的20多万字书稿,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7月出版,1988年11月修订重印。

  托夫勒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理论,使他名扬天下、有远大影响力呢?原来,他高瞻远瞩概述了人类上万年社会发展的历史。他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轴心,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次大浪潮、形成三种社会形态。他认为第一个浪潮是大约公元前八千年开始的农业革命,在大约延续一万年之中形成了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随后从17~18世纪以来,因蒸汽机的发明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形成了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掀起了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浪潮,今后几十年将形成信息社会和现代文明。美国已带头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其他国家将接踵而起紧密跟随。托夫勒显然是只以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无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他完全撇开了人类社会还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三次浪潮”的理论显然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他在《第三次浪潮》第二十四章中还提出一个他创造的新名词“实托邦”(prac-topia,由英文practice(实际)和utopia(乌托邦)二词去尾掐头组成),以之与“乌托邦”相对应、相对立。他认为从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信息社会形成的“实托邦”,确能克服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和弊病,确是美好的“实托邦”。可是《第三次浪潮》中译本有意把有关“实托邦”这一章删节未译。我和研究生们对照英文本来研读时,即把它补译出来,并改正了中译本多处误译,收入我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附录中。我还另写了《从“乌托邦”到“实托邦”》一文,发表于《党校科研信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1991年第15期(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托夫勒宣扬他所设想的“实托邦”现代文明的优越性。他说,在这里人们“无需再把最大的精力倾入市场化,都能把巨大热情注入艺术之中”,在“实托邦”中,经济上生产与之消费合一,人们是半自给,政治上实行半直接民主,人们是半自立,文化上是多样性,人们得到全面发展。他还说,他设想的“实托邦”绝不是被称为“恶托邦”的奥威尔著《一九八四》和赫胥黎著《奇妙的新世界》的扩展和重复,而是真正能实现的美好“乌托邦”。他自认为“实托邦”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旨在塑造一种既非传统社会主义、又非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他还认为美国西部加州的硅谷已经具有“实托邦”雏形。但是,实际上硅谷尽管电子信息产业最为集中、最为先进,而信息产业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也是最为严重,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各种资本主义弊病也最为突出。因此,实际上他是在美化美国当代的资本主义。总而言之,他是在编造一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新乌托邦。即使如此,美国依然有人反对这种新乌托邦。美国保守派思想家马克·列文于2012年1月出版一本题为《美利坚托邦:美国的毁灭》(《Ametitopia:The Unmaking of America》)的厚达288页的专著(开端出版社出版)。书中考察了乌托邦运动的历史教训,指明了乌托邦运动如何吸引并毁灭了自由的人民,强调了美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美国人必须在乌托邦和自由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他呼吁美国人民远离各种乌托邦,选择自由,实则选择资本主义。

  以上简要综述了自1516年《乌托邦》金书出版以来,从乌托邦到“恶托邦”、“异托邦”和“实托邦”的三次形态转变,从中可以看出,由于乌托邦的美好理想在20世纪的实践中出现偏差,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暴政而资本主义固存矛盾依然深重,所以乌托邦思想才发生如上三次形态转变,形成了从语言表述到内容铺叙都非常奇特的变奏演绎。美好理想的乌托邦首先变成“恶托邦”、“敌托邦”、“苦托邦”、“反面乌托邦”,继而又变为守中立的“异托邦”,最后又变为美化资本主义的“实托邦”。那么,当今我们纪念《乌托邦》出版五百周年,该如何去看待《乌托邦》的美好理想呢?这是当今真诚的社会主义者理应深思和探究的重要问题。

  四、从“优托邦”到“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和“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世托邦”的八个观念创新

  作为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七十年的一名老学者,我认为当前首要之点是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要更新社会主义的观念。

  首先,要把“乌托邦”着重理解为“优托邦”,要把《乌托邦》更名、改译为《优托邦》。“乌托邦”一词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96年在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天演论》时候精心巧妙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创造的新名词。他当时是根据utopia一词的拉丁文发音译为“乌托邦”,“乌”字突出了子虚乌有、寄托理想之邦。可是“乌托邦”一词含有空想与理想双重意义,译为“乌托邦”是强调其“空想”这一面,而忽视其“理想”另一面。而自17世纪以来,英文utopia一词其第一个字母发音是ju(优),而不是u(乌)。所以当今,“乌托邦”应该改译为“优托邦”。“优托邦”一词也是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创新。“优”既符合现代英文发音、又与古希腊文eu(优)一致,“优托邦”突出了能够优先实现、寄托优美理想之邦。改用“优托邦”,这样才表明我们是要继承、弘扬、践行其优异的社会理想,同时批判、否定、摒弃其不切实际的空想。“乌托邦”一词在我国已流行一百多年,不可能以“优托邦”取代它。但是我们可以把“优托邦”理解为“乌托邦”的代称、别称、和尊称,可以让“优托邦”与“乌托邦”共存并用。我搜集、收藏有《乌托邦》的二十种中译本,其中除几种是仿译本外,大多数中译本是各有千秋,互有长短。我已在《莫尔著〈乌托邦〉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对这二十个中译本进行评析。我希望后学之秀能够博采众长,修正纰漏、善于创新,重新翻译一本《优托邦》,以便于我国读者重新学习莫尔的金书。

  其次,要重新认识从“优托邦”到“科托邦”的飞跃。如前所述,自1516年莫尔著《优托邦》出版以后三百多年间,欧洲又陆续涌现出十几部“优托邦”的作品。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优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继承了“优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又超越了“优托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发展到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独立钻研了十二年,终于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加深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地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依据科学原理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预见到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胜境。如前所述,我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未来观简称为“科托邦”(scien-topia)。“科托邦”与“优托邦”一字之差、二字相同,这表明两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超越的双重关系。那么“科托邦”的科学预言为什么在20世纪未能实现呢?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在较为落后的俄国一国首先胜利,其领导人长期未能掌握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教条式地对待“优托邦”和“科托邦”理论,急于在落后生产力的条件下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未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其二,落后国家存在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缺少民主自由传统,让封建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形成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体制,官本位严重,人民当家作主难以充分体现。其三,发达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善于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缓解劳资矛盾;当权的资产阶级在推行经济收买和改良的同时,还加强军事统治和社会控制,扩大政治民主和合法活动自由,注重文化发展和渗透,所以发达国家难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然而世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然深重,社会主义依然是历史大势所趋。于是在20世纪又出现了“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等种种怪异现象。所以19世纪虽然实现了从“优托邦”到“科托邦”第一次的飞跃,到20世纪却未能圆满地再实现从科托邦到真正实托邦的第二次飞跃。

  再次,要看到从“科托邦”到“谐托邦”、“华托邦”的光明前景。当今要消除“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等不良影响,要实现“科托邦”的科学预言,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创新,依据当今时代条件善于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病,结合各国实际,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从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迅猛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最能更新社会主义、促进实现社会主义的,不仅限于信息技术,而更是基因工程。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信息社会,依旧是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基因工程的大发展才能形成比工业社会更高的生物工程业社会。生物工程业社会将是由新人类组成的新社会形态。我于2012年11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六期发表的《基因时代是世界大同时代》一文中提出这样的新见解:当代生物遗传学的研究已经认定人类遗传基因中确有性恶、性暴、性懒、丑陋、先天疾病等诸多不良因素,将来经过基因重组、剪接和删除,未来的新人类定会更善良、更勤奋、更健康、更俊美、更长寿,那时新人类更会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我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谐托邦”(harmon-topia),这是由英文harmony(和谐)和utopia(优托邦)二词去尾掐头拼接而成。这就是胡锦涛同志于2007年10月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思想的体现和全面实现。真正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起表率和带头的示范作用。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轫形成了真正和谐社会,那就是“中华托邦”,可简称为“华托邦”(chin-topia=china+utopia)。“华托邦”既是“华夏之邦”又是“华美之邦”,这也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华托邦”的形成必能为实现和谐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从“科托邦”到“谐托邦”、“华托邦”的发展,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次飞跃。也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广泛实现。

  最后,还要看到从“科托邦”到“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的发展,那将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次飞跃,也就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广泛实现。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修班的讲话中提到:“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五百年时间。”他在这次讲话中依据自己独到的体会,分为六个时间段细讲了五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讲话传开后,全国掀起了重视学习世界五百年历史的热潮。我于2013年6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答问》一文,依我理解,把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划分为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1516~1848),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4~1917),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1991)和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年以来)。北师大出版社负责人当即约请我按照这四大阶段主编一套四卷本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我约请了四位学者和我自己三年来分工合作完成了这套丛书,即将问世。在我撰写的长篇序言中,除了说明我提出的“科托邦”和“谐托邦”之外,又杜撰了三个新名词,即“真托邦”(tru-topia=true+utopia)、“善托邦”(goodtopia=good-ness+utopia)和“美托邦”(beautopia=beauty+utopia)。真、善、美最早是日本智士大约在20世纪初,从东方西方诸多先哲的杰出思想中提炼,并且用三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最简明的三个奋斗目标,认为知识上求真,道德上求善,艺术上求美,这是人类世代追求的最高境界。1927年,蔡元培发表《真善美》(一稿、二稿),较早按照他自己理解对真善美做了三位一体、相互关联的阐释。同一年曾孟朴在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和真善美书店,也对真善美做了自己的解读。从共产主义学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真”可以理解为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普遍大为提高,人类掌握了较为全面的科学真理,使得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能够满足人们吃、穿、住、用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要求,能够实现按需分配;“善”可以理解为人类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心地善良、择善而从,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社会能够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善治,善于科学民主自治;“美”可以理解为人们体态美、心灵美、劳动美、合作美、环境美、家庭美、生活美、学习美、交往美、休闲美,臻于十全十美。“真”和“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美”则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人们和谐共处的常态。可见,“真托邦”、“善托邦”和“美托邦”的实现,就是“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达到更完整的真、善、美三境界的统一,我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广泛实现。一旦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那就是“世托邦”(world-topia),也就是世界大同的境界。

  从“优托邦”到“科托邦”、再到“谐托邦”、“华托邦”,最终达到“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世托邦”的飞跃,是要经过上千年以至更长时间、好多世代持续不懈奋斗的历程。我们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放松懈怠。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丑的、恶的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可见,我们要达到“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的境界,就要持久同假、丑、恶作斗争。只要不断战胜、克服假、丑、恶,“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和“世托邦”终究会逐步实现。

  “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和“美托邦”,这是我在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之际,综合提出并加上以连贯说明的七个中英文双语对照的新名词、新观念。敬请领导、专家和广大读者审议。不当之处,期待批评指正。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9页。

  (本文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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