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已发生了新变化

发布时间:2017/09/25作者:徐建国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 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阶段已经到来,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


  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阶段已经到来,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

  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欧洲的城市化率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年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总是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得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城市规模化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背后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现代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源于他们的历史、财政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中国一线城市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所以,中国城市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年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下降,但是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都会向此聚集,集聚还没有结束。

  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带来的,2000年以后加入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期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是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以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年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小城市的GDP在2013年以前比大城市增长要快。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是2013年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千亿元以上GDP规模的大城市人口暴涨,其他城市人口增速基本为零或者负,所以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2013年以后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种城市价格统涨,2013年以后是一线大涨,二线小涨,三线几乎不涨,这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规律。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就是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为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地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拐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是于事无补,甚至南辕北辙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阅读延伸

  刘易斯提出的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把产业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传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第一个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工资从基本不涨变为小幅上升;等到劳动力转移完毕,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会出现资本深化,即用资本替代劳动。(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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