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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主义与“一带一路”断想

发布时间:2017/09/27作者:王柯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摘要:“一带一路”的倡议,承载着开放、包容、发展和推进建设性全球化前行的思路。当世界上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其中时,就需要通过对话和共商等方式,创构一套不断追求完善的有效运作机制,这样既可增加合作共赢共享的概率,同时也可促使这些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安全、社会、生态等公共领域的治理。


  王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outlook of all under heaven),在语用意义上近乎于希腊传统的“世界说”(Oikoumenē)。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与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纵论天下局势与人类现状时,将“天下观”发展成“天下主义” (ecumenism),以此代表一种类乎世界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同时从历史实践角度将其上溯到汉高祖的治国策略,继而根据其积极效应将其奉为构建人类社会前景与世界秩序的重要参照系。譬如,在《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世界叙述史里,汤因比特意指出:当今全球境域里的各个主权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和平,没有能力拯救生物圈免遭人为污染,更没有能力保护生物圈里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技术与经济层面依然整合的世界上,政治层面上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主要基于“泛爱众”的仁慈感,期待人人都将自己的爱心无私奉献给他人和同胞。这种仁慈或仁爱,既包含熟人故友所激发的爱心,也包含共同人类大众所激发的爱心。公元前2世纪期间,中国王朝的治理方式在世界上出类拔萃,与其他地方的治理方式相比,它使很大一部分人多年生活在和平有序的环境里。但是,后来有些中国的王公大臣,出于个人利益的诉求,背离了这种天下观,滥用了手中的权力,结果给中国带来灾难。如果中国吸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避免重复这类错误,不仅会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益处,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益处,尤其当人类处在迷离道路上的这一关键阶段。

  不过,从中国历史的实情来看,汉兴之初所奉行的天下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失衡模式(unbalanced mode of ecumenism),其利弊同在、代价甚高,更有利于草原帝国匈奴的恣意扩张,致使他们在西域纵马横行,开疆拓土,先后摧毁或驱逐了久居当地的乌孙、月氏诸国。另外,根据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议条文,前者每年向后者供奉大量食物、丝绸和奢侈用品,等同于以朝贡方式赎买和平。然而,擅长骑射、好战成性的匈奴游牧,每到冬春季节,时常不顾彼此禁止犯界的和约条文,随意侵扰汉界边陲城镇(如代郡、上郡等),屠杀当地军民,致使汉代边防守将李广率部驱敌,往来奔驰,如同救火,由此赢得“飞将军”之称。但就总体而言,“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确是事实。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平准书》里,对此时期的政治和解、经济繁荣以及民生状况均有较为翔实的描述。
  需要指出的是,汤因比是从大历史观出发,着重强调了汉匈的和解方式与政治效应,有意忽略了从未中断的汉匈冲突与杀伐,其思想倾向似乎有意将汉初实施天下主义的国策予以理想化和范式化了。实际上,到了汉武帝刘彻之时,汉朝经过多年忍辱负重和励精图治,终于从休养生息中强大起来,从政治软弱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有能力有意志直面匈奴的骄横攻伐与长期纠缠。在数年准备之后,刘彻采取积极防卫和纵深打击的双重策略,终于将匈奴从汉朝边陲赶往遥远漠北,由此彻底解除了边境压力,赢得了真正和平。与此同时,刘彻在张骞等大臣的辅佐下,着力推行天下主义的平衡模式(balanced mode of ecumenism),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合作,开辟了古代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与文化交流通道。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最新研究结果: 上述这些交流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 当时,丝绸之路沿线所及,地域辽阔,文化多样,是世界主要宗教的发祥地,是各种语言群体相互竞争的熔炉,许多相关国家不是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处在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人类文明实则是从这里诞生。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汉代都城长安,所面对的是一个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人类历史上的全球化通常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它就已经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应运而生,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就天下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论,我认为诚心尚“和”(和合,和洽,和谐与和平)的和洽论(harmonism)才是其关键所在,才是决定其成其所能为的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和”,原本是礼乐文化中所用的一个音乐概念,意在将不同乐器的音调和舞蹈的动作有机配合、融为一体,形成乐舞和谐、感化人心的效果,实现移风易俗、人文化成的目的。后来儒家推举“和为贵”之说,将其引入政治、社会与道德领域,从而使“和”成为一种融合、协调与汇通不同要素的思想运作方法和治国理政准则,通常显现出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和而不同等主要特征。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晏婴,曾以“和如羹”的喻说,对“和”的妙用进行了形象而生动的阐释;另外在《国语》里,也相继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著名论断。

  到了宋代理学勃兴之时,关中学派代表张载强调“反”、“仇”与“和”等几种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标举一种解决矛盾或化解冲突的和解与合理方式。他概括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从辩证角度看,张载所言揭示了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协调的动态关系。具体说来,世间的万事万物(象)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对立关系(反);这种对立关系必然反映在彼此不同的功能作用(为)上,并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某种冲突关系(仇);当这种冲突关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借助协调或和解方式(和)予以纾缓或消减,否则就会失去控制,酿成更大的困局或灾难,从而对双方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因“象”而生“反”,因“反”而成“仇”,因“仇”而趋“和”的过程,在逻辑上呈现出一种朴素的辩证统一链接,在效应上凸显出和则互利的实用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辩证模式在自然界里表现得并不尽然,但在人世间却表现得异常突出。要知道,在人与人、家与家、村与村、部落与部落、公司与公司、民族与民族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经常引发出不同的矛盾与冲突,有时甚至导致不同形式或不同规模的斗争与战争。在此情况下,无论是用“强权即公理”的方式以大欺小,还是用非理性、非人道的极端方式以小搏大,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反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敌意。这就需要采用“仇必和而解”的和解原则,切合实际地缓解或消解矛盾冲突,最终取得彼此谅解与互惠双赢的可能结果。当然,以“和”化“仇”,以和平手段化解冲突,是有条件的,是需要双方协同努力的,也需要以相应实力作为后盾的。因为,任何一厢情愿、单方面绥靖退让的做法,非但不能化解冲突,反倒会自取其辱,甚至酿成更大的冲突。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余年来,连接东方与西方的丝绸之路,不仅直接促进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不同文化的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影响或主宰人类经济活动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丝绸之路漫长的沿线上与广袤的地区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和不同诉求的帝王、臣子、军队、僧侣、商人、奴隶,冒着不同风险往来在这条路上,历经自然、暴力、死亡的重重考验,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信仰、艺术、战争、疾病和灾难,等等。

  如今,“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想,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所能惠及的地域、人口与规模之大,远远超出历史上人类参与过的任何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不过,自然风险与疾病风险由于现代交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然淡化,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生态风险与暴力风险依然存在。譬如,丝绸之路沿线的恐怖主义威胁,就是今日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风险管控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对于政治风险,需要开展全方位外交,充分考量每个国家不同政党和民众团体的不同诉求和利益关切;对于经济风险,需要在遵守市场规律和有效经营原则的前提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充分汲取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生态风险,需要因地制宜,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严格杜绝先污染后除污或先破坏后修复的错误做法;对于暴力风险,需要参照历史经验和组织国际力量,建立强大的反暴机动能力,真正发挥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总之,在此背景下,需要认真研究可行性、有效性与具体应对措施,联系和洽论的相关要素,重思天下主义的积极作用,探索其在现代条件下与时俱进的鼎新模式(renovated mode of ecumenism),以便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与民族达成“三通”共识,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有助于消减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助于缓解因霸权、贫困与绝望所导致的不同文明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一带一路”的倡议,承载着开放、包容、发展和推进建设性全球化前行的思路。当世界上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其中时,就需要通过对话和共商等方式,创构一套不断追求完善的有效运作机制,这样既可增加合作共赢共享的概率,同时也可促使这些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安全、社会、生态等公共领域的治理。面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同步和落差这一现实境况,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或地区,需要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补充合理的规则,设立对接的条件,减少相关的落差,提升治理的水平。同时,以“天下主义”的思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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