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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还是“人脑红利”

发布时间:2017/10/17作者:欧阳志远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应对低育危机的难度,远小于高育危机的难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只能因势微调,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人口低增长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机遇。完全可以将智能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追求“人脑红利”。


  中国应对人口老化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学界仍然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基于当前出现的低育状况,要达到更替水平,就要彻底放开人口控制,甚至还要刺激人口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另一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劳力紧缺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科技进步解决,一旦人口增长失控就会出大问题。本文拟对方向性问题做一宏观梳理。

  “人口红利”与“人口黑洞”

  关于“人口红利”,有三点需要深入认识:

  首先,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适当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其他社会因素搭配才能正面发挥。几个后发人口大国获取红利的背景是,制造产业从发达国家大量外移。后发国家把握机遇的前提是有强劲的脱贫需求,同时有适当的社会序化机制。中国曾经陷入经济困境,后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劳力数量的充裕投入才获得了快速发展。这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力数量只是内在因素之一。

  其次,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才能正面发挥。这个能力在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临界状态,它很难通过增长来补偿,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灾难。在一般情况下,无论自然力和人力,都无法完全使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变异完全消除。抚养比的下降有利于社会福利的保持和提高,但其代价是自然资源的透支。“人口红利”的追求,带有向自然无度索取的性质。

  再次,劳力数量的作用,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能正面发挥。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相对低下的时期,贫困的成因是自然资源转化能力低下,根源在国民素质。当单个劳力的供养能力较差时,生活保障只能通过新生人口的简单追加来提供,在特定背景下凭人口数量获取红利,是一种畸变性的替代效应,它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但不是长远方略,人口一旦膨胀,形势就很难逆转。

  “人口红利”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认识,是一种由或然性推理产生的较小概率因果联系。考察所有人口膨胀的空间不难发现,能够获取“红利”的只有少数,而且时间不会很长。人口在更多地域一直表现为负担,其极端效应可以称为“人口黑洞”,即资源被无穷吞噬。“红利”转换到“黑洞”容易,“黑洞”转换到“红利”较难。

  社会合理与生态合理

  在彻底放开生育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疑惑:

  其一是经济动力。彻底放开理论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现状,断言人口老化是导致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它作为主要原因,但又不时有文把失业率居高不下作为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标志,两者经常在同一文献中并存。不过显见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就业岗位的得失仍然斤斤计较。适当引进的劳力,有强烈的岗位针对性。略加深察就会发现,导致经济衰退的主因是产业的虚化。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寄生性和腐朽性像瘟疫一样在其国内蔓延。劳力短缺主要是择业所致,它不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主要对策倾向于智能技术开发。

  其二是环境容量。中国宗亲文化传统深厚,人口素质高低悬殊,生育动机反差严重,如彻底解除控制,人口暴增的前景可能很难避免。中国人均资源贫乏,消耗又与日俱升。国际调节只能使产用性资源部分缓解,而直用性资源则只有完全靠国内提供。如果资源发生危机,能否通过“循环经济”来应对呢?我认为,应以“资源节约型经济”代替“循环经济”,局部有限的资源循环利用,本质属于节约,不宜以偏概全。能否通过海外移民解决环境容量呢?个人的看法是:第一,基于国际约束,不可能成为主流;第二,基于国际义务,不应该成为主流。

  调整人口结构追求的是社会合理,但社会合理必须以生态合理为前提。如果敞放生育并实行激励,最大响应者,很可能是富裕有闲阶层中观念迷茫的群体。于是便可能形成资源占用的“马太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依靠提高抚养比来解决民生,可能导致人口结构与数量陷入恶性循环。

  人口危机与人口机遇

  人口老化问题露头之后,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受到质疑。人口承载能力最终取决于环境容量,环境容量可以分为绝对环境容量与相对环境容量,相对环境容量指虽未达到极限但受社会条件约束的环境容量。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多数地区相对环境容量接近饱和,少数地区绝对环境容量已经饱和。基本国策的实施,为中国争取了必要的发展空间,也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环境容量。虽然在有些地方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但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主次颠倒,那么就是因瑕毁璧。

  关于人口抚养,既有老龄抚养比,还有少龄抚养比,两者相加的总和抚养比,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状况。如果通过敞放甚至刺激生育来抵销老龄化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少龄抚养比快速上升,从而推动总和抚养比激增。随着社会环境演变,少龄人口抚养的投入不断攀长。这样劳动人口的总体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不在人口年龄结构,而在人口真实贡献。人少可以从容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性推动发展。何况中国社会宗亲观念深固,多子多福观念影响深远,同时从众心理特强,人力资源不至于枯竭。

  根据熵增原理,应对低育危机的难度,远小于高育危机的难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只能因势微调,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人口低增长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机遇。完全可以将智能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追求“人脑红利”。但仅靠智能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生态化的,很多民众的审美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体素质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出路在发展普惠精培教育,进行人格塑造。人格包括真善美,要以美引领真善,将美感熏陶渗透科技传授和道德培养,使优生优育思路辩证复归。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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