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环球书评 > 正文

政治的人生(四)

发布时间:2017/11/02作者:王沪宁 来源:政治的人生

摘要: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文章,是最深刻的一篇,现在的文章也超不过去。如何有新意,可能主要的不是原则的论述,而是提出新的思路,即把原则制度化的问题。当时也提出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秩序化和纪律化"的目标。


  

  4月1日星期五

  在逸夫楼接待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访问团。现在看来两方面的在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双方分开的时间太长。台湾的不少人对大陆的社会水平和经济状况估计太低。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是对台湾的估计太高。所以大陆的人到台湾去没有什么不平衡,觉得有些失望,而台湾方面到大陆来的人,往往不了解情况,有些"神气",特别青年学生。有一位台湾博士生在那里大谈,如同上课一般,但是言论中有许多的偏见,空洞无物。看来两面是要加强沟通,增加认同。

  到社会科学院去开《探索与争鸣》的社务委员会。谈了四点意见,现在的学术研究要注意:一是在现实生活发展中出现的新生长点;二是要注意各种理论的结合点,也就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不要搞成单学科的杂志,这样办不过那些专业的杂志;三是要确定读者兴趣的汇合点;四是要注意国内外文化的冲撞点。这样四个方面的选择是确定选题的方法论,实际上只有确定了好的课题,才能有好的文章。一篇文章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题目选择的如何。我们自己在研究中也要注意。

  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钱,到了车上才发现,好不容易摸出一些硬币来,到了社会科学院。这下子突然意识到钱在今天这个社会上的重要性,不然可能寸步难行。社会已经越来越是一个金钱化的社会,这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一种文化上的反应。今天大家开会的时候,还在议论,说是过去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现在的上海是乐园里充满了冒险家,包括盲流"冒险家"。

  外面的世界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处均是工地,拆房子,两三天就有一个大变化。城市建设这样发展的话,没有几年会有很大的改观。几年后的上海就要令人刮目相看了。

  4月2日星期六

  新闻系要写我的学生来找我,问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是市高教局的指令,不能不接待。她问了我说的关于"复旦情结"的意思我说我没有那样的诗情画意,我就是觉得复旦这里有我不能离开的生命圈,也许就在复旦这红色的基调里,也许就在这些有生命运动的朋友关系中,也许就在这一片蓝天中。人的生命总是要有寄托的,在失去了父母之后,你会突然觉得这样的寄托是重要的。没有子女,没有家庭的温暖,唯一的寄托就是生命消耗在那里的地方。可能世界上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这就是生命的结构。

  4月3日星期日

  集中力量读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从上午读到晚上完毕。因为有冲动写一篇书评,所以读得比较仔细。这是一本很有分析的著作。材料是世纪英国特使到中国来的历史,材料充分,他掌握了当时来的人的日记,查过了清代档案。分析在现代的背景下,力图理解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他在历史分析中发表了许多议论,针对当代中国。佩雷菲特是法国有名的学者,也做过官,来过复旦大学。他的《法国病》翻译成中文,为《官僚主义的弊害》,另外他的书《睡狮苏醒时》也是谈中国的。他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均很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来,两个世界的文明在当时冲突以及今天冲突的背景。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是在世界发展前面的,虽然西欧的国家已经在科学技术上发展起来,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是中国还有一定的优势,不过正在失去优势。中国近代以来

  落后的历程已经开始,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是中国统治者的保守和守旧的统治和管理方式。对于英国特使的来访问,皇帝亲自过问,地方官员把他们的活动均报告给皇帝。而皇帝的主要心态是把他们当作来朝贡的夷番,强调要他们服从中国的体制。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另外就是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中国的统治者不屑一顾。特使马嘎尔尼带来的火炮,皇帝连看也没有看,用也没有用。他写到,如果当时中国的皇帝对这些火炮多留心一下的话,以后的中国历史可能就不同了,中国人就不一定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马说只要两艘战舰就可以打败中国当时的海军,大概不是夸大。

  这里的基本矛盾就是文化和技术之间的矛盾,直到后来中国还是在体用问题上争论不休。文化历史太悠久的国家,要变革总是不容易。文化基地太庞大的国家,要革新更不容易。中国是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的,怎样变革?本身就是历史之谜。

  4月4日星期一

  写《停滞的帝国》的书评。学校放春假,正好写文章。一天下来,大概写成。基本观点是:

  "帝国",这个名词让人觉得一种腐朽和陈旧的存在,让人凭空嗅到陈腐的气息,正如"信息高速公路"或者"基因工程"让人感到清新的未来气息一样。"帝国"这个名词如今已经那样地落伍,以至能够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制造令人幻想的意境。前几年听到电影《帝国的反击》的名字,似乎帝国已绝于人间;或者《太阳帝国》,已经是被历史淘汰的残酷。

  十七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危机不仅来自内部社会的结构变化,更来自与外部的剧变对内部的压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力落后的社会注定要受到生产力先进的社会的挑战。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使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这个境地。

  《停滞的帝国》是一种逻辑:帝国的存在往往以维护既有秩序和体制为基础,逻辑上帝国要求一种停滞的机制,不然帝国庞大的机制就会剥落,会在变动中风化瓦解。从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到乾隆皇帝均深谙此道。所以封闭并不是早晨起来心血来潮的选择,而是帝国体制的必然。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制》一书中提出:帝国统治者所首要目标是"建立和维系一元化和中央集权的政体,以及统治者对于该政体的绝对权力"。封闭社会是保持这种体制的方法,而且是不可逃脱的办法。任何开放机制,最终会影响到封建帝国本身的权力体制。乾隆那样地注重体制,自有其理。他在那样的高位,体验到维系恐龙般的封建政权的唯一把手就是封建体制,所以体制不能动摇,不仅要防止内部力量对它的冲击,也要防范外部的冲击。这就必然导致体制的封闭和社会的封闭。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非逻辑的:自十七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一直在抨击中国,说中国是腐朽和落后的社会,是停滞和封闭的社会。中国的发展逻辑应该是除旧布新,加入当代世界之发展潮流,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改变社会之文化精神。但是,当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西方人往往担忧不尽,

  甚至杞人忧天。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真正拥抱世界,拥抱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增长达到13%,在整个世界和东亚均是一枝独秀。于是新的舆论出现了,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真是落后不行,发展也不行。这里深层原因是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由于不能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上的达成认同,那么任何发展均会给人带来不安。在这个意义上,佩雷菲特说的"两个世界的撞击"并没有结束,也许是刚刚开始。

  4月5日星期二

  上课,讨论西蒙的《管理决策新科学》和《管理行为》,以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我觉得中国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他的理论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现代个人主义文化的弘扬过程中,个人获得了自由,但是却孤独了。这样个人就有可能逃避自由。而中国的情况是在东方文化中,逃避自由是来自于集体主义价值。于是,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个人的自由领域的扩大,但是最后可能不是一种更加多的民主,而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

  4月6日星期三

  凌晨电视里放电影《轮回》,是一部探索影片,前一段好像有一些批评,因而有兴趣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大概不会发生。但是,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心态,就是一些人在社会大变化的过程中茫然了,不知生活的趣味了。同时比较强调一种感觉,生活和爱情均在感觉之中,感觉好就是生活,所以有一个舞蹈演员会对一位无所事事的人感觉好。现实生活中大概有,但不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今天在商品经济的文化下面,谈感觉的人越来越少,而谈实利的人越来越多。有时是人们不知应该谈什么,别人会谈什么。大概正直的人总是有的,但是谁是呢?

  4月7日星期四

  上课,讲尼采。正好读了《停滞的帝国》,结合起来看,十分之有趣:《停滞的帝国》时西方国家刚刚开始向东方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但二十世纪以后,已经是西方国家内部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展开激烈斗争的阶段。尼采已经在呼吁"超人"来建立新秩序了。历史发展多么的无情,在国际社会上,不进则退。但是,到尼采那般疯狂的地步,大概也是灾难。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民族的灾难。

  到日本中心开"笹川良一基金"课题评审的会议。今年一共报了28项课题,通过了19项。同时讨论给31名学生奖学金,金额2500元,是学校里比较好的一个奖学金。我建议这种大额的奖学金要分月发,不然拿到奖学金的人的成本太大,大概五分之一的钱有可能被"敲榨"掉,所谓"请客"。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在这个时候人人均可以来"敲榨",而且不能拒绝。这也是一种大锅饭心理,因为得到比别人多的东西,在情理上是"不合理"的,比别人吃得多了,所以要"请客",不然的话,就是不会做人了。

  开系务会议,讨论决定的工资如何发放。这也中国特色,工资的70%学校决定,要系里来决定,系里又如何来决定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锅饭,不然怎么样都要得罪人。想来想去,还是跟70%走。30%钱是不多,但是面子无价。

  连续出事,一是前几天在千岛湖有一艘游轮失火,烧死了24名台湾人,也说不清一个原因;今天又有一艘船翻了,有四十多名小学生死亡。生命的概念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不是第一位的,大概是历来人就太多,不值钱。中国人早就说人命关天,如今好像变成了钱运关天了。

  4月8日星期五

  锦江小礼堂会议,成立长江流域人力资源开发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这个地区的28个市的人事机构成立一个协作的机构。这样一个组织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还不是牢固的观念。这几年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观念,但是中国历来就是人口过剩的一个国家。人是最多的,因而人也就不宝贵了。毛泽东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没有树立。现在的经济发展,要求着更多的人才,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人才,社会就不能快速地向前发展。现在的竞争,国际竞争也罢,国内竞争也罢,企业竞争也罢,学术竞争也罢,最后重要的是人才。没有人就没有一切。

  4月9日星期六

  到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Z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W教授到上海来,与我们一起讨论"华南农村社会生活调查"的问卷。这里就看出来他们对大陆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一些问题设置得没有办法进行调查。不过,这也是十分有趣的文化上的差异,也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如一个问题问到"你们家有没有自己经营的产业?"这个问题实际上不能回答,因为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你们家经营的产业包括多种意义,可能是自己资本经营的产业,可能是和别人一起投资经营的产业,可能是承包经营的集体产业,等等。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对农民的生活会有不同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对这项以人类学为基础的研究来说,也有不同的意义。我们说明了之后,他们才明白。

  如有一个题目问"你在这个单位工作多年之后,是否希望有退休金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问的问题,谁不要退休金呢?设计这个问题的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她是有政治的含义的,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压力会逐步的增加,渐渐变成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农民的现代意识也在加强。但是中国自己的退休金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在往社会化的方向变化,如何能从这里推论出政治的意义呢?

  再有一个问题是问:"你一天看多少小时的电视?"但是如果考虑到农村地区经常停电的话,可能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偏差,会是一个客观的结构,但是对主观性的选择就不准确了。

  4月10日星期日

  凌晨读《金赛性学报告》,说是全译本,为广告效应。金赛报告是重要的性学方面的报告,但是这本好像是一本回答人们的性学问题的书,不是金赛本人的报告,而是金赛研究所的报告。目前金赛研究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女教授,从书的内容和风格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比较细腻,开导性的。

  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起了名字叫"人化社会中的人化民主"。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政治本身内在的矛盾,我把此称之为"逻辑反叛",论点是:

  社会政治由社会每个成员的集体活动构成,政治权力来源于这个集体每一个分子,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存在和活动构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无此不能谈民主政治。然而,在民主政治的实践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相反的力量,即民主政治运作的力量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无论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还是因为非技术的原因,这个过程的确在发展,并且日益严重。

  民主政治从提出的基本目的来看是要推进社会整体和个人的生命价值,因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的选择是政治应该符合人的生命要求,应该代表人的生命价值。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最能推进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政治方式。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过程里,这一点已经被大大地超越。民主政治本身已经成为为民主而民主,或者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不是为人的生命而民主。整个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体系的产出,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别的不说,从建立了庞大的武器库和军事力量来说,就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本来的逻辑已经被超越了。

  民主政治的本来逻辑还有一条:民主政治是一种与人的存在最相适应的政治方式,是可以与人的内在的生活相统一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外在权力与内在选择相统一的政治方式。但是实际上,民主政治本身也越来越脱离了人本身,发展成一部庞大的政治机器,成了外在于社会成员,也外在于掌握权力的阶层的存在,似乎不是人在控制这部政治机器,而是政治机器在控制人。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是严重的现象。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忧虑之一就是这种"逻辑反叛",他们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逻辑反叛"的解释,或者是寻求解决"逻辑反叛"的方案。

  4月11日星期一

  凌晨继续读《金赛性学报告》,越读越像一本性知识大全的书。不过从书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差别,以及西方性的观念的变革。如在同性恋和其他一些性行为方面的观念。性道德观念的变化是西方社会文化在二十世纪最大的变化之一,对社会政治有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目前没有研究,不能随便发表意见。

  在政治哲学书中写到:

  当代西方主要的政治哲学体系,重要的和非重要的,潜含的或明显的,都以现实政治的发展为中轴,都受到现实政治进程的深刻的影响,都是现实政治生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而这个主导的点,或者说中轴,就是民主政治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境况。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说实现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民主政治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出了更多的难题。这些难题似乎二十世纪无法解决,而要看在二十一世纪中人们有没有力量来解决。所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争论和基本动力来自于实现民主政治的困难,而不是来自民主政治的成功。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给政治哲学的结构确定了新的架构: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从个人的境况来讨论民主的问题。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也在这里:怎样把外在的民主的价值与人的内在的生命价值统一起来,使民主政治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力量,人不再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生活和为生命的灿烂而民主。

  4月12日星期二

  上课,讨论《新管理方格》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提出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不能搞"乌托邦工程",而要搞"零碎工程"。虽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值得深思。把一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均归之于"乌托邦工程"不妥,但是"乌托邦工程"往往容易带来社会的急剧变革,若是这种急剧的变革最后不能巩固,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结果。

  中国社会的发展,慢慢人们也明白了道理,这样大的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变革,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要逐渐地进步。在改革的设计上,也不能一下子就拿出整套的方案,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4月14日星期四

  上课,继续讲尼采。尼采的学说实际上很值得研究,因为他是在一个世界秩序需要变化的时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最后寄托于"超人"。大凡在历史发生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即需要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思想家,主张用强力和通过强人来确立新的秩序。问题是新的秩序是否是能够建立起来,还是它有自己发展的逻辑,不论人怎样努力,最后还是这样的秩序。

  4月15日星期五

  早上返回学校,乘公共汽车,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样的速度实在是让人害怕了。最后的战略就是以不动应万动,不要走动,定心做学问。

  4月16日星期六

  定大众出租车到机场,一路上,司机选择捷径在飞机预定起飞时间前40分到达机场,很险,因为30分就不能办机票了。每次总是这么紧张,让人在一种现代生活中觉得焦虑。如果所有的人均在这种焦虑中生活,大街上怎么会没有争执场面。现代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让人们能够在紧张的生活中有种自己的把握,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和节奏,不然人就要心情烦躁,需要发泄了。

  4月17日星期日

  L君带我们去见一位奇人。我们在客厅里坐下他出来了。样子和一般的人没有不同,身材不高。我说是L的朋友,他说那你们就坐吧。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客厅里有很多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大把钥匙电话不断。他说L的车怎么的,还没有说出来,就不让他说,告诉我一说车等一会儿就会出事。他的传说听了很久了,就是能够把药片从未开封的瓶子里取出来,能够把嚼碎的名片复原,能够识别信封里的字,能够靠意念搬运东西,等等。很多人均亲眼看到。

  他拿出了两本关于他的书送给我们,签了名,告辞,他来送我们。

  4月24日星期日

  集中了一些文章,准备写《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这本书如何能写好,还要好好地设计一下,要有新的切入点。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不仅中国发展需要这样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后政府的发展看,研究一下对中国和世界其他社会的发展历程的理解也是有好处的。看看如何能写好这样的题材。

  基本想法是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议论,从革命打碎国家机器和重建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考虑,以及政治系统在革命后社会中的作用来考虑。这些是革命后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革命后社会是特殊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社会,但是这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由革命本身造成。问题是革命后社会如何变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是革命后社会向稳定社会过渡的最基本的道路。这一点不解决的话,革命后社会就是不稳定的社会。

  4月25日星期一

  凌晨读《曾国藩》第二部的一些章节,没有读完。昨天读完了第一部。据说这部书在京城里有人喜欢。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基本的意义在于曾氏如何从乱世中成长起来的过程,同时也描写了乱世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对中国过去官场中的描写,对官场中权力斗争的描写,也属深刻。只是对象是太平军,这样就不能不把太平军当做一种陪衬了。

  4月27日星期三

  凌晨读一本讨论中国未来的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关系中国的命运和民众生活的稳定。这本书是访问式的,访问者的主要问题似乎是集中在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上。答复全然不同。如Y教授认为很有可能乱,一种"强人政治"结束之后,新的强人能否产生至关重要。而X教授就认为不会乱,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当然有很多方面是"暗箱",如何来透视不容易。如果把"暗箱"变成了"明箱",问题就制度化了。

  研究1979和1980年时期的文件。那个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党的建设提得比较多,从文化大革命中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得出的教训。而且那时的文件已经谈得比较透彻。关键是实践和落实。《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份很系统的文件,对民主集中制、对党员自身等等,是有史以来最深入的论述。也是那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文章,是最深刻的一篇,现在的文章也超不过去。如何有新意,可能主要的不是原则的论述,而是提出新的思路,即把原则制度化的问题。当时也提出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秩序化和纪律化"的目标。

  4月28日星期四

  到中央党校去买书,那里的书店倒是不小,买了一百多元钱的书,有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12版,《未来的社会主义》等书。一本讲古印度哲学的书《顺世论》,想看看他们如何思考问题,在逻辑上和哲学观上有什么不同。印度哲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十分不同的。毛姆的小说《刀锋》受到印度哲学很大影响。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国家和党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

 

上一篇:政治的人生(五)
下一篇:政治的人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