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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大源流

发布时间:2017/11/17作者:熊文钊 多杰昂秀 来源:中国民族报

摘要: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在理论上至少具备“大一统”“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三个源流。其中,“大一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传统,“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地方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属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体设计,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三大源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我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制度遗产。这一制度经受住了上个世纪至今国际局势变化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就没有现代中国既大又强的国家结构特征。曾经一段时间,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存在一些争议。总结这些争议的主要特点及其面向,不难发现,遭遇现代国家建构的挑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实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显而易见,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选择了既不同于王朝国家体系,又有别于西方式民族国家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在理论上至少具备“大一统”“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三个源流。其中,“大一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传统,“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地方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属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体设计,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三大源流。

  一、“大一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传统

  秦始皇开创行政一统的郡县制度,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传统。新中国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变体。“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在《春秋》中提到周王新即位时,使用了“王正月”一词。《公羊传·隐公元年》在解释这一用词时指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世思想家对此进一步阐释、抒发,“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明晰。如秦朝丞相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西汉思想家、“大一统”的坚定捍卫者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隋唐思想家颜师古指出:“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不难看出,所谓“大一统”,即以中央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统合起来,万民归心,国家统一。“大一统”的集权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割据,但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按照“大一统”理念,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其必然走势。“天命所归”的中央政权是整个中国的主宰,尽管各地被统治的程度可以有差异,但所有地方都必须臣服于中央的集权统治。这种“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对中央政权正当性、合理性的申述。这种申述最早在公元前二十纪初由夏朝的君主提出,到周朝初步形成天下诸侯统一于天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思想与制度体系。另外,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思想从本体论上也为“大一统”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持。以中国自生自长的历史惯性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尽管是非常晚近的事物,但过去已经形成的天下体系格局与“大一统”脉络,无疑是新中国能够顺应时代变迁,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源流和历史动力。

  以此为源流,我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同并大力倡导这一概念。1912年,伴随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输入,孙中山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也就是通过“五族共和”以便达成民族的统一。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越来越深入人心。1988年,费孝通意识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和传统家国天下体系结合起来所进行的阐述。

  二、“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

  所谓“民族自决”,是指具有某种明显族群认同感的群体,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有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参与和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各国均有义务尊重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实际上,对民族自决的讨论应当一分为二来看待。其一是国际关系中的民族自决,这主要涉及弱小民族;其二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自决,这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范畴中的民族自决,主要指的是后一种,或曰内部自决。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反对民族自决,相反,还把民族自决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与指针。马克思、恩格斯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支持民族自决权。例如,马克思在后期写给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总领导机构相关负责人的信件中,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列宁从当时世界殖民地问题及沙皇俄国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状况出发,在一系列著作中有针对性地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使之由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完整理论。列宁曾经在他撰写的文章中明白地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后来,列宁在《和平问题》中指出:“如果不承认和不坚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实际上就不是社会党人而是沙文主义者了。”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主张实行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的国家政权。例如,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就规定了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爆发。自此,中国共产党逐渐改变了民族政策,从强调“民族自决”转而强调“民族自治”。虽然从名称上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到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爆发所坚持的民族自决并没有演化成为处理各民族共同建国问题的制度选择,但是从思想内核上看,“民族自决”所提倡的尊重处于弱势的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政治自主权利的想法,却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肯定。

  中国共产党后来基于中国实际政治情势,没有教条式地继续推行民族自决,而是进行了中国化的创造性改造,从“民族自决”发展演变出了“民族自治”。新中国以来的几次《宪法》修改都延续了这一理论的指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主张的结果,但绝非对前苏联制度的照搬,不能盲目夸大前苏联的制度设计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所扮演的样本角色。

  三、“地方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属性

  无论“大一统”理念抑或“民族自决”理论,都必然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制度内涵。因此,“地方自治”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鲜明特征。从词义上看,“自治”(autonomy)起源于希腊语,“auto”意即自我(self),“nomos”意即规则(law)。自治,意味着自我管理。从宪制意义上看,地方自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自愿通过民主方式组成自治团体,产生自治机关,自行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得干预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

  晚清以来输入到中国的“地方自治”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还是列宁的经过批判的“地方自治”思想。在列宁那里,“地方自治”主要是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关于中央政府集权和地方政府自治管理的关系,列宁曾强调,中央政府集权也有民主性,这种民主性的中央政府集权不仅不会损害地方政府所享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还会积极要求地方政府自治。在这里,少数民族与区域自治在结构上互相连接,便成为了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列宁强调,如果不让那些在经济、生活上具有特殊特点的人数较少的民族在他们生活的区域进行自治,就不算是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他指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区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的,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所以,在生活习俗、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条件特殊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需要承认那些少数民族拥有根据自己意愿设立自治区的自治权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地方自治”。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赞成地方自治,并提出要通过“人民的自治”实现真正的“省自治、县自治”,强调地方自治要高度重视权利在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主张通过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治主义”来改造中国,指出“不知联邦绝非与统一相背而驰,且为达于统一之捷径也”。他还提出在联邦之内,要以省为单位制定宪法,省享有自治的权利。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壮大革命力量,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吸收晚清以来传入的自治思想,尤其是自孙中山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乡村自治”为基础,以“自下而上”为实现路径的地方自治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争取各抗日民主政权合法性,强调以边区政府等地方抗日政权为基础实行地方自治。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解放区人民利益,主张以省自治为基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地方自治的范围开始缩小,主要用地方自治来解决民族地区政权建设问题。正是这一思路的转换催生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单纯的地方自治主张,而是创造性地用民族区域的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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