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治理 > 正文

“社会矛盾已经固化”一说难以成立

发布时间:2018/01/15作者:吴忠民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且如若再不予以认真对待和有效应对的话,这些社会矛盾很有可能呈加速度扩张的态势,对中国发展全局形成更加严重的负面效应。但更应看到的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这一难题并非“无解”,而是“有解”的。只要认清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形成合理思路,充分发挥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优势,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必定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两个同时并存的“始料不及”的现象。第一个“始料不及”的现象是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建设呈全方位推进之势,并对整个世界产生日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始料不及”的现象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已经影响到发展的全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而且,“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对社会矛盾应对、化解得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成功与否。有学者认为,从未来演化前景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已经固化,其困局难以破解。这值得商榷。

  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且如若再不予以认真对待和有效应对的话,这些社会矛盾很有可能呈加速度扩张的态势,对中国发展全局形成更加严重的负面效应。但更应看到的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这一难题并非“无解”,而是“有解”的。只要认清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形成合理思路,充分发挥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优势,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必定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

  客观地看,中国现在有着解决社会矛盾的巨大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发展的向好趋势依然没变。1979-2015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递增。2001-2015年,年均增幅为9.7%。这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尽管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着一个较快的速度递增。这对一个连续多年以年均近两位数字高速经济增长的大国来说,实属不易。而且,从中长期看,中国消费内需以及民众创造财富的活力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供拓展。只要经济结构成功实现转型,市场经济得以规范化,中国经济就能够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经济的向好趋势能够为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社会公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的共识。应当看到,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正是全体人民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如今,社会公正已经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可,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发展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中国已基本扭转“唯GDP导向”的做法,对改善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有效推进当中,公共权力日益趋于规范化,同时政府对社会矛盾状况及根源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为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传统使得国人更加重视家庭。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显示,能够经常给父母钱、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占22.22%,36.65%的被访者有时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经常为父母做家务的被访者占23.44%,有时为父母做家务的占40%以上;而父母经常或有时给被访者钱、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特别重视家庭这一现象,对于社会矛盾问题客观上起着一种缓冲作用:一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些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较为激烈的抗争活动。

  第四,中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十分雄厚。2016年,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接近16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截至2016年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30105亿美元。此外,中国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历年财政结余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来说,雄厚的公共财力极为重要。以雄厚的公共财力为后盾,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民生,从主要源头上减小减缓社会矛盾生成的数量及强度,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现有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效地抵御可能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如果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做一个简单归纳的话,结论是:从原因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出现是必然的、正常的;从功能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矛盾的压力变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契机和动力,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严重性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属于“温和”和“可控”的,远远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从演化前景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困局”完全能够得到有效破解。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上一篇:李培林: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下一篇:舆情危机回应的“六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