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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

——习近平在正定
发布时间:2018/01/31作者:邱然 陈思 黄珊 来源:

摘要:习书记对我说:“很好!你们就这样干。”他还嘱咐我说,咱们县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城市服务,多种经营,供应城市,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习书记对正定“半城郊型”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非常切合实际,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全县都发展得很好。


  采访对象:张五普,1941年生。1982年至1985年,先后任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五普家中

  采访组:张五普同志,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张五普: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2年4月6日。那时候,我在西兆通公社当书记。头一天,县里通知我说:“北京调到咱正定来一个新的副书记叫习近平,明天要到你们公社去听你汇报,了解情况,明天上午就到了。”我说:“行,明天我到大门口等着。”

  上午8点多一点儿,习书记就到公社了。我当时在大门口等着,他从西边过来,高高的个子,骑辆旧自行车,穿着一身旧军装,穿着旧帆布鞋。我一看,没错,这就是习近平,跟县里同志给我描述的完全一样。

  我向他问好,说:“习书记,欢迎你来!”

  习书记微笑着跟我握手,说:“你好!”

  我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你认识道儿(方言,路)啊?你自己来,恐怕是绕远了吧?”

  他说:“没绕远,这边人多,碰见人就打听道儿。”

  我说:“过那个大沙窝,你自行车可不好走。”

  他说:“那一段路,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来的。”

  我说:“习书记,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里头去。”

  进了公社,我跟习书记谈工作,汇报生产情况。聊着聊着,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一个小饭店去吃饭。这个小饭店,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是供销社办的,卖一些馒头、炒饼、烧饼,还有简单的小菜,没有肉。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个小吃部。

  我领习书记往小饭店走的时候,他问我:“咱们上哪儿去?”

  我说:“吃饭去。”

  他说:“你们食堂在哪儿?”

  我说:“在后边。”

  他说:“出去吃饭,我可不去。”

  我说:“咱们这食堂,条件不行,你来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也很简单。”

  习书记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们食堂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人干净利索,老实可靠,会做个家常饭菜,但手艺不行,蒸馒头要看运气,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我没办法,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不过,那天也算凑巧,蒸的馒头还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

  我们吃饭的“桌子”,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下面支着几块砖头。没有椅子,我们就蹲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

  我很不好意思,对他说:“习书记,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我这么招待你,太不像话了。”

  习书记说:“这挺好啊!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我在陕北的时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

  吃完饭,习书记说:“我把饭钱交了。”

  我说:“习书记,这小事你就别管了。不占公家便宜,记我账上。”

  习书记说:“这可不行,饭钱得交。”

  馒头是4分钱一个,两个馒头是8分钱,炒白菜是1毛钱,一共1毛8分钱。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

  吃完午饭,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社员们正在整地,准备播种棉花。

  习书记看了看麦苗,说:“长得不错。”他又抓起一把土,说:“这个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学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气、不板结,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我一看,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

  习书记对我说:“你们这个好地,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土质这么好,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争取创高产,绝对不能放松。”

  我说:“你提得很好,我们一定认真落实。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上茬种小麦,六月收获,下茬种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获。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种,八月份收获。收完了棉花,又开始种冬小麦,头年种上,在地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

  习书记又问我:“河滩地你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我说:“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种菜,种点儿花生、豆类、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但产量比较低,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

  习书记说:“还是要进一步重视,可别拿这不当回事儿。”

  我说:“对于河滩地,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用我们正定话来说,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方言,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习书记说:“可别这样。只要科学种植,请科研人员来指导,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来,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小到修配农具,大到维修拖拉机,都可以搞,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但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对我说:“办乡镇企业,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你们离市区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你们提高技术。”

  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说:“以后,我们要‘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十几名公社干部,下到各个村里面,每个村一两名干部。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产、计划生育什么事情都要管。公社每个星期开会,大家碰碰头。回来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县里汇报。”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以后说:“这样不行,工作还是要分专业去抓。那些上岗好地,要想提高产量,你就要找懂农业的去专抓,创高产。那些河滩地,就要发展多种经营,让擅长这方面的同志去抓。公社要把企业管起来,管好,专门抓,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事。你们村里的修配厂,村里生产自来水管配件、小农具的企业,可以给城市做一些加工螺丝、钢筋的活儿,同时应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他又重复那句话说:“千万别拿这些事不当事儿。”

  我们村有个生产玛钢的小企业。玛钢属于特种钢,硬度很高,又很有韧性,生产这种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我们农村小厂,技术不够高,生产的玛钢有的过关,有的不过关。因为质量不行,这个企业也不怎么挣钱。

  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厂子的情况后,对我说:“你要向石家庄市学习。请市里玛钢厂的技术工人,来给你们指导技术欠缺的地方,严格你们的技术指标、参数测定,把技术水平搞上来,提高产品质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调研中,给你们提出了不少建议。你们根据这些建议,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张五普:我们按照习书记的建议,到市玛钢厂请了技术员,果然立竿见影,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以前我们生产的玛钢,有时候脆,一砸就坏;有时候软,硬度不够。那个时候,玛钢很缺,房屋建筑用的暖气、自来水设施,都需要用玛钢。我们技术改进以后,质量提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个月能够生产一吨多玛钢配件,从那以后,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加强了专业化管理,依托石家庄,为城市服务,在搞小加工业的同时,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那个时期,正好赶上石家庄发展城市建设,建筑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各村都组织壮劳力到石家庄去打工。但是我们农民到了城里,因为技术不行,当不上“把式”(方言,技术工),砌墙、瓦工等,大部分都干不了。一开始,就干技术含量低的活儿,边干边学,后来也出了“把式”,浇筑钢筋、砌砖、抹墙等等,这些活儿都可以干了。

  在农业方面,我们根据习书记建议,到石家庄的农科所请了一些农技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请来种子专家,帮助改良小麦、玉米、棉花品种;请来植物保护专家,帮助给农作物治病、治虫;还请来施肥专家指导合理施肥,让社员能够少花钱,提高产量。

  最初,老百姓对这些专家还挺抵触,认为农民种了多少辈子地了,啥都懂,啥都会,城里人会啥?光看书本,到了村里,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事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这些专家确实在科学种田方面比我们懂得多,经过他们指导,粮食增产很明显,比如小麦原来一亩地收五六百斤,后来增产到七八百斤。棉花由过去亩产六七十斤,经过改良以后,超过了一百斤。好多农民觉得弄不成的事,专家一来,都给弄成了。农作物有一种很常见的病叫立枯病,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如果日常没有管理好,水和肥跟不上去,农作物就容易得这种病。专家来了以后,诊断症状,合理施治,很快就让农作物康复了。从那以后,老百姓对科学种田算是彻底服劲儿了(方言,服气)。

  我们原来在河滩地种西瓜,请了个瓜把式(方言,种瓜的行家),但他总是留一手,种瓜技术不教给我们。后来,我们就按照习书记说的,请市里农科所的西瓜专家来指导、培训瓜农。专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让农民掌握了种瓜技术。

  那时候,一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去麻烦习书记。可是有一件事,不给他说还真办不成。我们公社有两个村养了五六十头奶牛,号称“奶牛村”,但养牛的农民卖奶却是个难题。那时候村里没有机动车,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后边驮着桶,一直骑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厂。这一路不但累,耽误时间也太多。早上去,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我说,这不行啊,太耽误时间,经济效益也不行。我就找到石家庄这个奶粉厂,跟他们商量,说:“你们能不能弄个收奶站?”他们说:“我们弄个收奶站,你们倒是方便了,可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件事,我就去找习书记了,他跟石家庄市的贾然书记讲了这个事,由市里给这个奶粉厂做工作,后来就在村子里建了收奶站,奶粉厂每天用汽车把牛奶拉走,给村民卖奶带来极大方便。

  我经常到县里找习书记,给他汇报公社的事,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公社的发展越来越好,我经常给他写报告,他看了以后挺高兴。到了1982年底,我们公社的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一。习书记对我说:“很好!你们就这样干。”他还嘱咐我说,咱们县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城市服务,多种经营,供应城市,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习书记对正定“半城郊型”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非常切合实际,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全县都发展得很好。

  采访组:您从西兆通公社调到县上,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五普:是的。1983年,我从公社调到县上工作,和习书记朝夕相处,接触机会更多了。在习书记身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都有充分体现,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学习。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直艰苦朴素,夏天就穿个白衬衫,秋天就穿个旧军装,有时候穿一套蓝色中山装。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时间,我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习书记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下乡了解情况,晚上就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接待群众来访。晚上10点以前,他都在忙公务。10点之后,他就开始拿起书本学习,一直学到12点。过了12点,他就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再睡觉。习书记睡的是一个铺板和两个板凳架起来的简易床,铺板是用一块一块的小板拼成的,宽一米二三,长两米多,下面用两个板凳一架。

  习书记因为工作忙,经常误了吃饭,所以他经常吃凉饭。有时候凉饭也没有,他就在办公室吃点方便食品,也就饼干、罐头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有时候方便食品也没有,他就饿一顿,睡觉也睡不好。时间长了,他得了急性肠胃炎,经常胃疼,他也不当回事。后来病情严重了,他找医生说,吃点药就行了吧?医生说不行,必须住院。这样他才住进二五六医院。

  习书记住院以后,我去看他,我说:“你这是累病的,以后可要注意劳逸结合,按时吃饭,不要把自己再累病了。”他说:“我的病没事,你不要为我担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只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他这话说得真好,让我至今难忘。他住了3天医院,就硬要出院,医生没办法,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习书记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和文件。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记忆力非常强。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有时会跟我谈起他学习的情况,谈到读书。他读了什么书,内容都记得很清楚。

  习书记热爱学习,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他很注重向实践学习,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他和老农谈,和干部谈,平易近人,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态度很温和,很有礼貌,说话很容易让人接受。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触,跟他谈心。我们春夏秋冬,都在县委院里一个洋灰板上吃饭,吃饭时大伙有说有笑,经常和习书记开玩笑,他也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很高兴,很随和。

  习书记时刻关心着党风廉政建设。他廉洁奉公的思想很牢固,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当县委书记不久,就出台了不少关于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我理了一下,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一共出台了11个文件。首先出台的是从县委常委会成员自身做起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针对性很强。习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先从县委领导班子做起。这个规定有六条。第一条是总揽全局,抓大事。第二条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第三条是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第四条是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第五条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第六条是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这六条规定出来以后,大大振奋了全县人民的精神,振奋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县委常委都吃住在机关,昼夜工作,看文件,抓落实,广大干部也都一心一意比着干工作。

  习书记还提议出台《关于整顿机关大院作风的安排意见》,提出实现党风好转,进入全省先进行列。他把党风廉政建设时刻挂在心上,可以说是天天想着。

  我举个例子,就是关于刹住公款吃喝的问题。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正定搞的这项工作有开创性。如何刹住公款吃喝?习书记做出规定,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执行一段时间以后,习书记发现了新问题:正定要改革开放、要招商引资,客商要来正定投资、置业,来了总是要吃饭的,怎么办?针对新问题,他提出: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一顿饭,标准四菜一汤,上正定小吃,不准上高档菜,不准上烟酒。这样的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习书记又发现了问题。人家客商来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单位的陪客七八个、十来个。他认为这样不行,要解决。所以又做了补充规定,规定陪客人数不准多于来客人数。经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正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创造了很多好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媒体在全国得到传播,影响很大,全国各地来正定取经学习的人很多。考察学习团少的有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多的有二三十个人,这样一来,之前规定的陪客人数又不合适了。习书记又做出规定,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一般两三个人。这项规定出来以后,再由纪检委认真检查各单位执行情况,招待工作就越来越规范了。

  按照习书记的办法,公款吃喝的问题一抓就灵。老百姓也敢反映,真有干部不守规矩,老百姓肯定就反映上来了。那时候,包括县委常委会在内,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认真,敢于批评别人,也敢于批评自己。习书记反复强调,一定要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如果从改革角度讲,正像他现在说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现在习书记是党的总书记,他在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这样,不是抓一下子就完了,而是坚持不懈抓下去,严肃认真抓下去,“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和他在正定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请讲讲您了解的情况。

  张五普: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是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从全国来说,这方面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当时好多人有片面认识,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紧;经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习书记不这么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1984年春天,习书记提出搞一场全县全民运动会,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提出后,好多人不理解,认为体育运动多年不搞了,1958年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停了,学生运动会都很少开,现在搞经济建设,弄这个运动会干啥?没有多大必要。习书记不这样认为,他反复讲,我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钱袋子”要鼓起来,精神也要丰富起来,身体也要健康起来,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搞全民运动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习书记说,咱总得有个开头,开始可能不太完善,也不会尽善尽美,没关系。咱们开个头,以后逐步搞,会越搞越好。

  全县运动会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有1300多人参加,当时我协助习书记做这项工作,石家庄地区体委还来了个同志出席,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习书记讲话,当时也没个主席台,就站着讲。他说,咱们这是第一次全县运动会,一定要开好,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既要富起来,也要健康起来、幸福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通过比赛达到促进团结、广交朋友的目的。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重要,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运动会搞好。习书记讲话时间不长,讲得很好。

  运动会一共有10个项目,包括田径、体操,还有健身、舞蹈这一类的。比赛中大家都挺高兴,跑步的、打篮球的、拔河的都有,习书记一看大家很高兴,他也很高兴,笑着说:“运动会促进团结,这很好。”

  运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拔河队长跑到习书记跟前说:“习书记,拔河不公平。”他问:“怎么不公平了?”队长说:“对方穿解放鞋,俺们穿着塑料底鞋打滑,不能算。”习书记笑着说:“看这事儿,下回你不要穿塑料底鞋了。”大家说着笑着,很高兴。

  那天的运动会确实开得很好。后来正定能够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与习书记搞的这次全县运动会开了个好头有直接关系。大家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习书记有超前意识,这项工作抓得早、起步早,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那以后,正定的群众体育活动就逐渐蓬勃开展起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是怎么接触普通群众的?

  张五普:习书记对信访工作很重视。他待在办公室的时候,特别是晚上,都是开着门,群众可以随时找他谈事。群众的来信来访,他都认真对待,认真看材料,认真解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1984年夏天,正定籍在校大学生回来过暑假。之前大学生联名给习书记写信,要和他座谈正定县发展问题。家长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说:“别胡闹,你们毛孩子能提出什么好建议?安生会儿吧!(方言,老老实实待着吧)全县都知道,习书记12点以前没睡过觉,你们这是在给习书记添乱。”

  习书记收到大学生的联名信后,很快给他们回了信,邀请他们到县委常委会议室座谈。记得那个会是1984年8月5日开的。习书记跟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很随和。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正定工农业发展、“两个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大学生们听得都挺带劲儿。正定发展这么快、搞得这么好,上学的时候听说正定在习书记领导下搞得很好,今天一听确实如此。他们假期回来也感觉家乡变化很大,发展很好,都愿意回来工作,希望习书记支持。习书记说,你们回来,县里一定支持你们,各方面都支持你们。你们作为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毕业以后一定要服从国家分配,回正定来工作很好。国家分配你们到艰苦的地方去,你们也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健康成长,这样才是好学生,是新时代的好青年。

  参加座谈的大学生都很高兴,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分配,向习书记学习,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国家发光发热。后来,那一届毕业生没有不服从国家分配的,都很愉快地到基层去,干得很好。

  习书记工作那么忙,还抽出半天时间和大学生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实难得,令人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向尊重和关心老干部,在正定同样如此。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张五普:习书记对老干部一直非常关心。他经常给我们讲:“咱们一定要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打天下,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咱们一生也学不完。”

  当时,正定县有几个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叫作“三八式”干部。习书记对这些老同志评价很高,他说:“这些老同志,咱们比得了人家吗?咱们一辈子都要向人家学习。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这些老同志在那个时候参加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求解放出生入死。他们入党干革命,是九死一生,这能是为当官发财吗?他们这种无私为人民的精神,咱们应该用一生来学习。”

  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宋联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习书记经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你有啥事,就尽管跟我说。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们有一辆吉普车,优先给你用。”宋联捷当时已经70多岁了,家住得比较远,习书记就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方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宋联捷一直非常感激习书记,对习书记评价很高。他说:“像习近平这样,革命的好后生,人民的好干部,难找!”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宋联捷有一次生病,住在石家庄第四医院。我们县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说:“每次你们一来,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顾,我真感谢习书记,真想习书记啊!”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项工作全面进步,达到了1947年解放以来的最高峰。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作成绩非常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写的《正定古今》这本书,您也参与了吗?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五普:这本书编写之初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期参与的。

  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习书记都认真地读。他经常说,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发扬光大。1984年3月,习书记提议我们编一本涵盖正定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他提议,编这本书,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有个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定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认真地加以总结,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第二,正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名人,也有很多历史文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让读者有很多收获。

  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同意从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书稿完成以后,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习书记都参与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并且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

  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书,编得很细致、很全面,一直到他离开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这本书还没编完。到了1987年,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改,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他又对书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给这本书写了个序。到了1987年5月,他改完的书稿送回正定,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出版。

  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我感触非常深,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在序中,他第一句话就写到“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写道:“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正定古今》的出版,使我如愿以偿。”他的话说得很动情、很真切,只有对正定、对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还深。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他对正定寄予殷切期望。他写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正定古今》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的。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一个是“正定古今”,一个是“三国雄镇”,还有一个是“北方重镇”,他选择了第一个,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最合适的,让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绮,请他题写书名。黄绮曾是习书记聘请的顾问。他一听,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我赶紧写!”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画也是习书记审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阁的大佛、观世音菩萨画像;底下两幅,一幅是正定地图,一幅是正定工业发展图,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前进,发展得更快更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还有哪些联系?

  张五普: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长期关心编写《正定古今》的事情,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还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我印象中,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了正定,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提到了正定。

  他离开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过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跟他也一直有联系,他给我寄过书,寄过贺年卡,还寄过鼓浪屿风光的明信片。2004年春节,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内容很扎实,写作风格也很好,对理论有深入探讨和认识,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当前实际联系很密切。我读了这本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发。我深深感到,习书记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优良思想、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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