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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合法性建构

基于政治生态分析视域
发布时间:2018/03/21作者:金太军 张振波 来源:《理论与改革》

摘要:政治生态分析视角主张将政治系统放置于外在情境和多元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全面、系统地阐析情境变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机制,强调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基于这一视角,可以看到在中国当前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多样的、多元的、弹性化指涉内涵的复合现代性,在这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元素奇异结合的现代性情境中,诸如价值对立、认同消弭、利益多元以及行为失范等问题频现,从而对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在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就既要从政治参与和政策绩效两方面着手,实现政治合法性在输入与输出过程中的系统建构,又要同时兼顾价值管理与制度型构,促进合法性在价值与制度两方面的相辅相成。


  作者简介:金太军(1963-),男(汉),安徽全椒人,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振波(1990-),男(汉),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讲师。

  摘 要:政治生态分析视角主张将政治系统放置于外在情境和多元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全面、系统地阐析情境变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机制,强调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基于这一视角,可以看到在中国当前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多样的、多元的、弹性化指涉内涵的复合现代性,在这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元素奇异结合的现代性情境中,诸如价值对立、认同消弭、利益多元以及行为失范等问题频现,从而对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在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就既要从政治参与和政策绩效两方面着手,实现政治合法性在输入与输出过程中的系统建构,又要同时兼顾价值管理与制度型构,促进合法性在价值与制度两方面的相辅相成。

  关键词: 复合现代性;政治合法性;政治生态

  一、复合现代性与政治生态分析范式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显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制度结构与隐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及伦理信仰,都面临着革命性的转变。对于任何社会转型过程来说,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预先确立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支撑体系,这不仅是因为价值维度作为社会转型的构成性要素,常常内在地引导甚至主导着社会转型的路径与取向,而在当前纷繁复杂、充满张力样态的价值类型中厘析出一条确定而恰适的价值目标体系,就成为决定社会转型过程之持续性和合理性的根本所在;而且由于社会转型常常受制于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动两方面力量的合力影响,唯有基于既定的目标与价值支撑体系才能在多方拉扯力量中明辨是非、做出选择,进而实现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充分契合。因此,如果说现代性统括了现代化目标导向与价值支撑体系并对现代化过程形成根本性的引导、推动与规约性力量的话,那么在当前中国,重新审视、反思并建构自身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范式,就是决定社会转型成功与否、影响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题中要义了。

  对中国社会价值的、制度结构的、现实实践的维度的分析观察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性”特征,其既表现出对源生于西方的简单现代性的超越上,又体现了其对当前颇为流行的复杂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指向上: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复合性特征拒斥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而认为现代性会因主体条件与社会存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也会随情境和时间的转换与推移而有所发展,因此在当前中国转型社会中,现代性诸多规范的协调性和内在结构的自洽性方面、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且在实现过程中其规范、内在结构呈现出一定的生成性、发展性与开放性[1]。另一方面,复合现代性又具有对复杂现代性所强调的“价值特殊性、结构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不确定性”的超越性,其虽然以现代性的复杂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为认识基础,但又强调社会核心价值的引导性、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所暗设的路径规定性以及现代性型塑的主体性、构成性因素的条件性等。

  可以说,中国复合现代性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多样性与明确性、开放性与条件性的内在张力,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发展取向与形态呈现,也为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准确定位、分析与系统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多方面的叠加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复合现代性条件的政治合法性,需要基于政治生态的分析视域来寻求系统性建构路径。

  政治生态分析视角主张将政治系统放置于外在情境和多元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全面、系统地阐析情境变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机制,强调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政治生态理论作为一种探讨政治系统与环境共生演化的理论,一方面主张将政治系统与其所处的外在情境联系起来,认为后者仅构成了政治系统形成、维续及其自我修复和强化的基础与条件,因此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2]。事实上,政治系统正是在与外在情境的多样化的、持续的、全面的互动与联系之中,才具体呈现出其实质性的内在本质,并表达其根本性的诉求和主张。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强调政治体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突出政治体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揭示政治现象的内在本质,对政治生活的实质做出新的解释,被认为是政治生态理论最突出的理论特质”[3]。另一方面,政治生态分析方法又强调把“政治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和把握政治机体的内在结构和联系”[4],认为政治系统是由价值的、结构的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厘析政治系统与其所出外在情境的关联关系时,需要从价值、结构等多个维度出发,对政治现象进行开放的、整体的把握与分析,从而寻求政治合法性的系统建构。

  二、政治生态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从政治生态的分析视域出发,我们就是将政治合法性置于政治系统的要素、构成、运作及其维续的分析之中了。在伊斯顿那里,政治系统是一个由个人、集团或若干机构所组成并相互作用的、既有层次分工又有完整体系的有机整体,而输入能够使我们把握那些外部环境中与一个政治系统持续相关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和状况的影响,因此输入将起着概要性变量的作用,并通过“需求”和“支持”两种形式加以输送、反映、集中并用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它们进而也成为关键性指标,标明环境的影响和状况是怎样调整和形成政治系统的运行的。然而,一方面,需求和支持的输入并不总是持续不断发生的或者都具有积极的建构性价值的,“需求”有权宜性或暂时性的内容掺杂,“支持”亦有正向与反向的作用区别,让政治系统能够进行需求和支持的甄别与转化的内在的价值、持续的基础或恒久的标准,则是公众对政治系统的作为反馈的感知、期许与评价;另一方面,面对这些作为反馈的感知与评价,“没有任何系统可以仅只依靠直接的措施,比如,那些把改变制度规则的结构和规范作为减缓分裂或补偿输出失败的措施”[5],与这种无效性相伴随的情况是对需求回应的失败,无效性与回应失败都是政治系统运转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使政治系统能够在这些无效和失败中仍能持续运作的支撑力量,则是反馈中的弥散于政治系统外部情境之中、来自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承认、遵从、信仰的输入。

  政治合法性则能提供权威基础所不具备的持续的普遍的支撑性力量[6]。正如伊斯顿所说,“不断灌输合法感,或许是控制有利于制度规则和权威当局的弥散支持规模的唯一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因为“由于存在对权威当局的合法性的信仰,权威当局就可以确保,即使它们的活动在一个特定范围内失败,它们至少也会得到其他成员的默许甚至是热心的合作”[7]。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特性,它将政治权力的行使变成了“合法”的权威,反映了对个别领导者、机构和行为规范的尊重和承认[8]。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传统中,存在着明显的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的张力[9],在这一张力结构中如何自持或何以建构合法性概念结构,决定了我们合法性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核心取向。

  韦伯不仅开创了现代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研究之先河,而且开辟了以经验事实为视角的经验性研究范式并影响至今。这一研究范式认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要求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要求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要求拥有权威者的地位”[10]。基于这一前提的合法性研究亦即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定,即现实政治中那些成功的、稳定的、长期存续的政治统治与政治权力都必然是具有合法性的,正如李普塞特所说,“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11]。因此,问题关键在于合法性的维持、巩固或强化——即如何合法,而不论这种统治与权力的价值如何。经验性研究围绕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伊斯顿从“特定支持”和“弥散支持”两个方面来建构合法性的观点就颇有见地。特定支持形成于政治系统对系统成员之需求的满足,是一种依特定的政策输出而存续的、直接而功利的支持;弥散支持则构成了一个友好态度或善意的积蓄池,它将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他们反对的或认为会损害其欲望的输出,是一种独立于一时一事之输出过程的、能够诱发牢固的政治情感并且不会因对输出失望而轻易耗尽的稳定性支持。当然,在伊斯顿看来,尽管特定支持与弥散支持缺一不可,但合法性之意识形态的、结构的和个人的来源主要是与后者相关,“如果不得不或主要依靠输出,指望用人们对特定的和可见的利益的回报来生成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规则或共同体能够获得普遍承认,也没有任何一组权威当局人物可以把握权力”[12];相反,非功利性的认同、服从乃至依附则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政策绩效,甚至对政治系统采取与其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认可[13]。

  对这种韦伯式的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合法性是一种经验事实且只能经验地加以证明,那么诸种中立的、可察觉的国家机器或经济系统的效用本身亦具有合法化的效果,一些非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甚至能够使合法性成为多余[14],而且“如果关于合法性的信念被看作是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主义现象,那么它的依据显然只有心理上的意义”[15]。因此他认为,合法性诚然依赖于经验动机,但经验动机并没有独立于合法化潜能,并没有独立于可动员起来的基础或理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6]。当然,尽管规范性研究在孜孜追求合法性的价值合理性的时候,却并未提出明确的可以作为衡量和建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和客观标准[17],但在经验性理论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规范性价值讨论仍是必要的。自上世纪中期开始,包括合法性研究内在,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疾风劲雨般地席卷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描述性的、经验取向的、行为的、操作的或因果性的理论则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甚至排他性的唯一标准,乃至科学进步及其合理性也被概而化之为“经验性的证实或证伪”[18]。然而,社会科学不仅是要科学的反映、描叙、总结、阐释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图景,而且更重要的是超越这种现实图景,严谨的给社会与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性支持、方向性引导以及终极价值[19]。这正像哈贝马斯在论析价值上的合法性时所坚信的:“如果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被认为揭示了一般意识的道德内核并作为道德的规范性概念去重建一般意识,那么,它们就必须确定标尺并提供理由,必须创制理论性知识”[20]。

  三、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输入与输出之辩

  经验性理论着眼于现实合法性的维护、巩固与强化。韦伯最早根据来源的不同而将合法性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意指那些建立在对习惯和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统治;二是基于个人魅力(charisma,即卡里斯玛)的合法性,即将合法性建立在人们对于具有英雄气概、模范品质与献身精神等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的追随和服从基础上;三是基于法理基础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人们服从依照法规而占据某个职位并行使权力的统治者[21]。受韦伯影响,伊斯顿将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人格三个方面[22];而Beetham则指出,人们接受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权威的诱导性因素包括传统、领导者的个人感染力(魅力)、政府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以及相信选举程序的公正性等[23]。由此可见,传统、个人、程序(制度、结构)构成经验性理论在分析合法性来源或建构合法性架构时的核心要素。特别是以选举为核心内容程序要素,更是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或衡量标准。

  不可否认,在所有类型的政治过程中,选举都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法、为民主所需,它不仅拓宽了民主的范围,更深化了民主的程度;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选举民主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4]。以至有学者断言,“今天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最终使某一政权具有合法性的——或者说,使其被接受的原因是,民众对参加自由投票以表达意见表示满意”[25]。然而,尽管选举在民主实现过程中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但选举民主的倡导者常常过分标榜一人一票制所彰显的民主价值原则,甚至将其视为根深蒂固的教条,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匙和难以突破的民主底线,从而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指代公平、以选举的民主形式绑架民主。[26]事实上,选举这一形式既不能与民主划等号,更无法自然生成自由和公正的结果,原因在于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割裂了民主价值与形式的二元属性、忽略了形式平等与实际公正的根本差异且又直接嫁接了选票与治理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实际的选举民主过程中,选票往往成为叩开权力之门的无上法宝,一旦当选执政,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27]。正如奈斯比特所言,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28]。

  正是由于选举程序的二元性、形式化与片面性,罗斯坦对主流的以选举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之核心来源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选举民主在创造合法性方面的作用被极大地高估了;相反,合法性的建立、维持和摧毁并不在于政治系统的输入端,而在于其输出端。简而言之,政治合法性依赖于政府治理水平,而非选举或代议制度的质量。”[29]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证明了罗斯坦的观点,例如基列基于72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证明,整体治理水平(包括法治、控制腐败以及政府质量等)更会成为决定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指标[30];萨斯菲尔德等在一项针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则指出,人们不是因为民主的内在合法性或作为一种理想价值而欢迎民主,民主制度在实现预想目标上的有效性更具有关键性[31];塞利松的研究则指出了腐败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显著影响,即便后者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选票[32]。当然,罗斯坦并非是要以公正地使用权力来替代自由选举在合法性上的解释作用,相反他认为公平公正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端创造合法性的基本规范与政治平等在输入端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都处在合法化过程的中心位置。

  对于这种基于输出端的合法性,中国理论和实务界将其表述为“绩效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33]。周初统治者创建“天命观”政治理念并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石,这显著不同于其他文明传统政体以传统的和神圣的途径来获取合法性,在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人文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成为与其他世界文明差异的开端的同时,也标志着政绩开始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政绩为主导的政权合法性影响了人民对统治者权力的认识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权模式,并延续到了当前国家与政府的基本执政逻辑。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的领导人意识形态观念和阶级斗争思维逐渐淡化,并为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转向道德和经济绩效做出了许多努力,实施了一种更为系统的、以政绩为基础的治国方略[34]。

  综合来说,选举合法性在程序上保障一人一票的自由与公平,通过实现普遍、平等的政治参与而为合法性提供了最基本的“弥散支持”;政绩合法性则强调对人民需求与支持的满足与响应过程,旨在通过具体的政策输出与物品提供而获得“特定支持”群,从而构成合法性基础。因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果说基于选举程序的合法性,会因“特定支持”的不足而造成这种合法性的二元分割、形式化与片面性,那么这种政绩合法性则是因“弥散支持”的缺失而导致合法性的稳定性、持续性与韧性不足。因此可以说,中国合法性基础的转向与建构,即不在于对选举程序的表面模仿或形式追求,更不能将注意力从经济增长这一核心要务转移开来,而是应在保障输出端的以政绩为基础的特定支持的前提下,寻求输入端的以制度、价值等为基础的弥散支持的培育与生长。

  四、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制度与价值之维

  制度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维度,其必要性表现为:一方面,作为一种主观感知或诉求,政治合法性的外化机制是通过与规范性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取向一致以确证制度恰适,取向不一致以表达变革诉求;另一方面,政治合法性只有投射于稳定和统一的制度体系,才能产生明确而一致的政治诉求,并最终落实为对现实的改造与重构。是故,制度并非先验地存在,而是各种非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围绕特定事件的价值评判与诉求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政治制度体现着主体的理性思索和道德底线,是政治合法性的外化、显化与对象化。正如福柯所说,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35]。特别是在经验性理论话语中,现代合法性模式必然要以合法化程序或法律体系的力量为基础,合法统治必然要以法理型的统治为归宿[36]。在这一现代模式下,权力系统只有根据已建立的绝对肯定的法规进行活动,才能合法地得到稳定;而当这些系统在正式法律程序范围内制定决议和政策时,这些决议和政策的内容也才能被视为合法[37]。

  当然,正如洛文索所说,每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均有自己一套界定合法性的方法与标准,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当代的背景下,一个长久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建立一套明确一致的运作规则;统治者与民众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以完成共同的价值共识[38]。亦即,同制度一样,价值同样构成合法性建构的关键维度,更何况价值往往决定着制度规则被人们所接受、认可和遵从的程度[39]。事实上,长期以来,当西方学术界发现殖民主义、依附论、种族主义等传统逻辑无法解释人类在争取繁荣和推动政治多元化的差强人意,而地理/气候因素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分化的解释又存在太多的例外时,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上:托克维尔断定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得益于其文化适宜于民主,而韦伯则以新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亨廷顿曾预言21世纪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地区将会是世界上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米勒则认为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则是全球和平共存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曼格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命题,艾塞默鲁和罗宾森则进一步指出建立在广纳型经济制度与民主且重视多元价值的广纳型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共同推动了繁荣与昌盛……

  关于合法性之价值维度的讨论,涉及到合法性的规范理论范畴。正如白鲁询曾所说,“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属性,其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统治的合法性为人民所赋予,当掌权者重视平等的原则,不因肤色、种族、信仰、党派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时,最易取得人民的承认、接受和认同”[40]。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广泛交融和传播,使通过政治社会化培养人民的散布性支持面临着基本的价值取向问题,虽然每一政治体系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但也不能完全回避人类社会日益达成的一些基本价值共识。[41]因此,规范视角下的基于价值共识的合法性建构,需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之上,“通过理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相似性……探索它们的互补观点,这种观点是关于提升人们对他人的责任感以及达到一种整合两者并产生一个综合的替代形态的更高秩序概念”。[42]

  〔参考文献〕

  [1]冯平,汪行福等.“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7).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9.

  [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6.

  [4]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7.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6.

  [6]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242.

  [7][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6-268.

  [8][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词典[M].胡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2.

  [9]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J].学术月刊,1999,(12).

  [10]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214.

  [11] 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53, pp.86.

  [1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6-263.

  [13] J. Rothschil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 B. Benitch (ed.). Legitimation of Regim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9, pp.38.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6.

  [15]转引自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86.

  [1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17]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29.

  [18]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一种新的科学增长论[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9]张振波、金太军.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17,(6).

  [2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09-210.

  [21]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78-79.

  [2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6-288.

  [23]D. Beetham.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1.

  [24]G. S. Goodwin-Gill.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Geneva: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06.

  [25] G. O’Donnell, The perpetual crise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 18(1), pp.6.

  [26]金太军,张振波.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5,(2).

  [27]柴尚金.西方多党民主的制度困境及原因[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28]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面[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29]鲍·罗斯坦.创造政治合法性:选举民主与政府治理水平[J].杨锋,马德勇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

  [30]B. Gilley. Organizing Consent: The rol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in political trust and compli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6, 45(2).

  [31] R. Sarsfield, F. Echegaray. Opening the black box: How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its perceived efficacy affect regime preference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6, 18, pp.169.

  [32]M. A. Seligson.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2002, 64.

  [33]赵鼎新.民主的限制[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0-51.

  [34]赵鼎新.民主的限制[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6-57.

  [35]F. Fukuyama, Seth Colby. 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Role of Economists in the Financial Debacle. American Interest, 2009, 5(1), pp. 18-25.

  [36]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294-295.

  [37]N.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Verfuhren. Neuwied, 1969.

  [38]R.Lowenthal.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ultural Change in West and East. Social Research, 1979, 46(3), pp.402.

  [39]张振波,金太军.风险社会视域中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型[J].江海学刊,2017,(2).

  [40]LucianPye.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L. Binder et.al. (ed.),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35.

  [41]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J].学术月刊,1999,(12).

  [42][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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