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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贸易摩擦看美国霸权困境

发布时间:2018/06/21作者:张东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摘要:凭借不平等相互依赖,美国以霸权国家的优势向市场非核心国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意欲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策略,昭然若揭。


  2018年6月15日晚,美国政府宣布,针对进口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加税过程分两步走,第一步是7月6日开始对总价值为340亿美元的818个项目征税;第二步是对总价值160亿美元的284个商品征税,生效日期待定。6个小时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美国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等提出将于7月6日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545项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另对价值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征求民众意见。历经三轮协商,特朗普政府还是一意孤行,不惜重创中美贸易关系,依据“301条款”祭出保护主义旗帜,意图点燃贸易战的导火索,一出手便涉及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凭借不平等相互依赖,美国以霸权国家的优势向市场非核心国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意欲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策略,昭然若揭。

  存在疑问的贸易摩擦

  在看似平等的国际市场上,美国以国内需求为基础,利用优势地位干预和影响国际贸易体系从而维护霸权地位,时常表现得自相矛盾。1944年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确定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后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英设计,45个与会国家表决通过,主宰了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27年。追根溯源,贸易体系建立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模型基础之上,其理念为市场的不断发展可以为所有市场成员持续带来财富。然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未能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导致国际贸易组织难以如期成立,一纸临时协议主导国际贸易坎坷进行,直至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基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考虑,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决策相左,导致国际策略和国内立法出尔反尔,令人疑惑。

  中美贸易建立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之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贸易额逐渐上升。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出口达到4297亿美元,进口达到1539亿美元,进步快速。但在深化贸易关系过程中,因为美方国内行政与立法分歧和利益集团的分化,中国在最惠国待遇、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等问题上,经常听到来自美国的矛盾观点,让支持中美合作的人们不断感受到对美方的疑问。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更是让人对美方态度质疑不断。其一,从逆差数字上表达出的彼此误解。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大大超出中方统计的2758亿美元,比中方统计的数字多出36%。其二,从征税内容上回避了主要逆差来源。美国为控制逆差,征税的主要商品集中在机械机床、电气设备、航空航天设备、光学医疗设备等,而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并获取大量贸易顺差的纺织服装和手工作品等并不在列。尤其在举行听证会之后,美国针对中国的最新制裁清单上,拿掉了515项考虑征税的商品,包括金额最大的单项商品——彩色电视及相关产品。其三,从解决方式上排斥多边框架。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性多边贸易组织,在调节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方面具有较高权威。5月8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三项议题: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美国在“232条款”下对钢铝产品的措施、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针对中国提出的议题,美方分别认为,上诉机构重写世贸组织协议、改写争端解决规则、创造新的世贸法律,不应该予以支持;中国此次提出的磋商“232条款”,没有合适的世贸规则可以依据;中国才是单边主义者,完全没有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框架下解决问题的诚意。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短兵相接过程中,让人质疑的现象频繁发生,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合作,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持续下去的合法性,美国的行为将中美从互惠贸易的有利情势下带入阴影地带,只能说明这是对美国霸权单方面有利的选择。

  漫长衰落的美国霸权

  从贸易摩擦本身,很难解读美国贸易策略制定的动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了解中美贸易摩擦诸多困惑的背后推手,需要关注美国霸权干预市场财富分配能力的变化。

  特朗普上台之后,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将国家利益置于所有合作与竞争的对手之上,不再顾及美国的“领导形象”,G7峰会的出尔反尔,“特金会”的反复无常,要求盟友更多的付出,无一不体现出美国总统自己思考问题的矛盾心态,并在推特上直播出来。“优先”的美国需要“再次伟大”,说明“优先”的美国目前并不“伟大”。执着于美国“优先”,就会选择按美国的方式行事;关注“再次伟大”,就将破坏自己主导的秩序和机制,进而构建一个可以“伟大”的环境。至此,贸易摩擦中特朗普的反差行为和民众的两极评价,在对立中得到了统一。

  对立的环境下竞选上台的总统,给社会带来更深刻的分歧。这样的分裂,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分裂的美国会再一次整合国际社会?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曾凭借自己的霸权实力整合了西方世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于一超多强的实力治理着国际社会;时至今日,特朗普意识到,美国需要“再次伟大”,才有可能重振昔日雄威。在化解挑战的过程中,美国曾经有过出色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别在工农业、商业和金融业取得绝对优势,奠定霸权地位,在国际社会倡导权力决定一切,现实主义理论风靡世界,标榜解决问题应以权力马首是瞻。时至70年代,德国、日本崛起,冷战进入缓和阶段,美国衰落被第一次提起。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新现实主义以系统为视角,以结构为方法,将权力置于结构的势能约束之中,解释了霸权结构下,对抗美国意味着对抗整个霸权体系,所有国家的权力都不能再为所欲为,进而霸权结构被固定下来。90年代,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美国衰落再一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权力的结构特征也不能阻止霸权的衰落。此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软权力”的概念,意图说明美国不需要彰显权力,甚至不需要维持权力的结构,就能够通过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去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每一次对于霸权衰落的质疑,美国学者都给予了一个相对完美的解释,维护了国际霸权的合法性。然而,20年后,伴随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再一次面对霸权衰落的挑战,却至今没有得到理论的支撑,只有福山的《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与之遥相呼应。

  西方理论范式已经不能再为美国的“伟大”提供智力支持,分裂的美国社会也难以弥合意识形态的分歧,令人困惑的中美贸易解读在这一次的美国衰落进程中特别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遭遇挑战的美国模式

  在没有理论指导的衰落面前,特朗普和美国社会矛盾的政策操作和心态暴露无遗。一方面想构建贸易摩擦的合法性保护自己,还要兼顾摄取“剩余价值”,打击别国的合理发展模式;一方面想吸引美元资本回流,却只能使用金融霸权工具,同时觊觎外国资产。衰落的霸权难以维持转移“剩余价值”的合法借口和竞争能力,只能在高昂要价的过程中挥舞掠夺的大棒,不断突破原有霸权模式的边界。

  第一,在贸易数额方面,美国基于高额逆差,漫天要价,以公平贸易为由头,提出两年内中国需要实现增加购买美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承诺。在竞争方面,6月15日白宫网站发表《总统关于中国贸易的声明》,明确说明《中国制造2025》会驱动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从而伤害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因而其相关商品被列入制裁名单。这就是为什么以贸易保护名义罗列的征税产品清单,包含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高科技含量产品,其实质针对的是非核心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和未来的竞争优势。同时,还以指责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前提,故意扭曲中国政府和企业对于技术的研发和专利的保护取得的成果,以及付出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当霸权不能更好的转移“剩余价值”时,美国不择手段,不惜混淆公平贸易、文本语言等的基本内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特里芬困境为美元超发提供了合理性,从而配合“剩余价值”转移,美国以超额铸币税的方式购买别国商品,累积财富的过程中形成巨额逆差。当美元合理回流,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得以维系;当美元不能按需回流,美国政府就会联合美联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减税和加息的方式加速资产回流,造成他国美元储备不足,支付出现困难,继而被破产收购,在暴力的资本回流过程中完成对“剩余价值”以外财富的掠夺,并巩固竞争优势。而今天,以巨额贸易逆差获取财富的方式,让美国也感觉到难以为继,表明霸权资本的套利空间持续缩小。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在美国霸权的新一轮衰落过程中,见证着分裂的社会观点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策略快速消耗着美国的国际信誉,使其在追求资本的终极利益过程中阻碍了“剩余价值”回流的能力和意愿,面临生存的困境。

  上溯到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额的上限,为政治献金“松绑”,让在市场发展中充当原始动力的资本,也成为政治活动的贪婪发动机,释放着最后的能量,特朗普就是《联邦选举竞选法》相关条款修改后的首任总统。历史终将证明:一个被资本逻辑统治了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一个从总统到民众都充满了矛盾的国家,一个失去了理论护持的衰落霸权,正在资本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作者简介
姓名:张东宁 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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