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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认知新境界

发布时间:2018/06/21作者:左亚文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讲话,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为我们正确地评价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左亚文(1956- ),男,湖北通城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哲学原理的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山东社会科学》第20181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不断进步最终臻于理性的过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讲话,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为我们正确地评价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习近平/传统文化/新认知/新境界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2AKS002)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理论成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综观这些讲话的精神,可以说它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为我们正确地评价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不断进步最终臻于理性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至2001年,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之前。在这一阶段,虽然我们进行了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所坚持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断定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根本性质是“封建文化”,属于“中华民族旧文化”的范畴。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尽管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尽管其为我们党确立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③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这种“精华”和“糟粕”的辨别和判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在根本上并未超出毛泽东为我们确立的基本原则。因此,在2001年前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的报告中,并没有专门论述文化建设的部分。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以改变国家极端贫穷落后的面貌,因而文化建设还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特别是传统文化建设的认知未能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一般只是抽象提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党的十四大报告)或“批判继承历史传统”(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或“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阶段,从2002至2012年,即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在这一阶段,伴随着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实现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的任务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与此相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实现了重大突破。

  这一阶段我们党举行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每一次大会不仅把文化建设摆在相当突出的位置,而且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都有新的进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文化建设上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而且自此之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其政治报告都要专辟文化建设的部分,对其重要性及其基本方针作出具体阐述。

  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作出了崭新的评价。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并且强调:“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作出如此高度的评判,其创新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首先,对民族精神进行了集中的提炼。根据黑格尔论述,民族精神是贯穿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起支配和指导作用的一种精神源泉和力量。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明确指出:“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些特殊的特质要从那个共同的特质——即一个民族特殊的原则来了解,就像反过来要从历史上记载的事实细节来找出那种特殊性共同的东西一样。”⑤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并不是一种僵死的化石,而是一股不断膨胀着的洪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民族精神又具体化为特定的时代精神。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时代精神,尽管在其发展中存在着传承和变革的关系,但其基本的核心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将其凝练为“一个核心”和“十六个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其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虽然文化有其历史性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但是,其文化中存在着的基本精神即民族精神却能穿越古今而一脉相传。我们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种民族精神,才能世代延续而不坠于地。党的十六大报告充分肯定我国民族精神的传承性及其“精神支撑”作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命题。

  继党的十六大之后,2004年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个《决定》要求全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随后,2006年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概念。《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为此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

  自此之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精神”“和谐理论”“和谐思维”成为时代的流行语,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之中。在思想观念上的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受“斗争哲学”的影响,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谐文化”视为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封建流毒,成为理论研究的禁区,甚至到了谈和色变的程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学术界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冲破这一理论禁区,对“中华和合文化传统”展开热烈地研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这种研究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钱其琛、李铁映等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决定的形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大力宣传和倡导和谐理念、和谐精神与和谐思维,这在党的历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的新觉醒以及思维方式的一次大转变。

  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文化建设上也有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其政治报告的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华文化”的概念。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⑥正是这里,我们党不仅首次提出了“中华文化”的概念,而且作出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评价的是其中“优良的思想文化”或“优秀文化传统”,在整体上因其属于封建性质的文化,因而是持基本批判的态度的。党的十七大报告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第一次从正面的意义上提出了“中华文化”这个普遍性的概念,并肯定其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这在一定的意义上表明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⑦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讲到,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他指出,一般来说,“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⑧自近代以来,2007年可以说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开始凸显出来,这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在2011年10月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要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原因。

  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文化建设上主要是围绕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主题展开的。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战略任务,强调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必须立足本国的民族文化,离开这个文化本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失去了根基和载体。

  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10月之后至今,即从党的十八大之后至现在。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

  二、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认知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实施了许多新的举措,而且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机会在世界舞台上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现出了深沉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理性自觉。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讲道:“我作为国家主席,有一些老前辈就跟我讲,作为中国的领导人要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搞丢了,还应该在你们手里传承下去。”这几句话道出了习总书记的心声,这就是决心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历史使命。这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话,在几乎每次出访演讲中,总不忘向全世界人民宣传和介绍中华文化,人们亲切地称呼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华文化的使者”和“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理性自觉,源于其对中华文化的真挚热爱和深刻体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习近平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沿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逻辑进程“接着讲”,因而大大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⑨他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⑩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自觉承担的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其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对中华文化的总体评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相对于西方我国在科技和经济上的落后,在社会中逐渐滋长了一种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这样心态的典型表现。在我党的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很长的时期内片面夸大文化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认知日益趋于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论断,并且指出这一论断的理据在于中华文化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而且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由于有了这种文化,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才能延绵至今、不坠于地。(1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气势恢宏,有理有据,使过去存在于部分人心中的那种文化自卑心态为之一扫,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二是反复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基因(Gene)是从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借用过来的一个概念。根据基因学说,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尽管基因在环境作用下会发生“突变”和变异的现象,但是,其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仍然保持不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基因这个概念来表达中华文化的独特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可谓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文化在其生成和演化过程中变动性和连续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从而将二者割裂开来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2)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中,思想观念文化都是包含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而在观念文化中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最为稳定的要素,因而成为中华文化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3)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背离了自己的“根”与“魂”。这些论述从文化本体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它告诉我们,中华文化作为遗传基因的DNA已经渗透到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神经和细胞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同时也就是这种文化的存在。

  诚然,文化传统并不是一块僵死的化石,毋宁说它一个激情澎湃的鲜活的存在。诚如黑格尔所说:“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4)对中华文化传统,我们也要作如斯观。

  三是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5)。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向人们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6)。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7)。他还多次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8)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部分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9)这些论述和观点都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意义。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尽管可以从封建的旧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某些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但决不可能成其为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彻底打破了以往的思维定势,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在理论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再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内涵的看法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具体的分析,把我们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或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先生认为,贯穿于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内涵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思想基本观念:(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20)刘纲纪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2)自由精神。(3)求实精神。(4)应变精神。(21)司马云杰先生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22)还有不少其他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过提炼和概括。应该说,所有这些概述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吸取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其时代价值的维度切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新的概括。他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3)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基本精神概括为讲仁爱、重人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六个方面。笔者认为,这六个方面不仅高度凝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和精神,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是其内核,“民本”是其基础,“诚信”是其规范,“正义”是其尺度,“和合”是其价值,“大同”是其理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由内到外、从体至用的逻辑关系。可见,这样的概括不仅具有新的视角,而且给予了新的诠释,使之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具体内容作了深入的分析。2014年5月4日,他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列举了中华文化中许多流传千古的名言,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他强调:“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4)这些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阐明了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观念,并且强调这些思想观念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这就消除了过去以历史性和民族性之名而否定其普遍性的偏见。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党一向强调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继承中进行创造性发展。

  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创造性发展?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针对那种简单化的“批判继承法”,提出其“抽象继承法”。在他看来,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如果只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

  那么,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冯友兰先生以《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据此,冯友兰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是可以跨越时代而能被我们所继承的,但其具体意义因其与当时的时代相联系而不能被我们所继承。(25)

  应该说,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般的价值原则、方法论原则、认识论原则、道德修养原则、治国理政原则等,这些一般的原则因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而能被我们所继承和吸取。当然,即便这些原则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这种改变不会完全否定其原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只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但是,“抽象继承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其抽象义和具体义是相互渗透而融为一体的,因而不能将其当作单个的命题进行拆分。实际上,在一个文化有机系统中,如果仅从命题来看,有些命题至今可以完全接受,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所提到的诸多命题;但有些命题则已过时,如“男女授受不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一切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进行简单的区分。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于如何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创造性转换”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吸取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法。这一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达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个环节,创造性转化本身就意味着创新性发展,而创新性发展则蕴含着创造性转化。

  依笔者的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包含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其主要之点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客体性原则。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行“转化”和“创新”,首先必须弄清楚其对象、客体或载体。无疑,这个对象、客体或载体就是中华文化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因此,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开辟未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我们创新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性条件。

  其二,坚持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主体性原则。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6)因此,在传统文化面前,我们也不能采取不动脑筋的消极被动的接受态度,而是要充分发挥主体能动的创造精神,在主体和文本客体的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在“视界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三,立足当今现实的时代性原则。无论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客体性原则,还是坚持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主体性原则,最终都要统一到立足当今现实的时代原则之上。立足当今现实的时代性原则,既是我们进行传统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出发点、切入点,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归宿。离开当今中国的现实和当今时代的条件,来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此,“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才是推动中华文化实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铸就新辉煌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④《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7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4-105页。

  ⑥《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⑦《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⑨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14)[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20)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1)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25)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

  (26)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09月25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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