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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从自我改造到共同演进

发布时间:2018/08/27作者:杨雪冬 来源:北京日报

摘要:进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继续开放,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随意的承诺,不要因为过度自信陷入心灵的封闭、制度的僵化。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坚持开放,首先要避免的是内心的失落和傲慢的偏执,不要因为失落而树立起各种壁垒,重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也不要因为傲慢的偏执,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召唤冷战的幽魂,开展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


  对外开放的“两次转变”

  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重大事件的推动下,中共十六大提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的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样,在原来“引进来”的内容中又增加了“走出去”的维度,由单向战略开始向双向战略转变。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次转变。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年。国际社会期待发展起来的中国能够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对中国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对外开放的功能在促进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增添了推动国际问题解决的新内容,开始了第二次转变。

  改革和开放是过去40年中国发展历程最具有标志性的概念。二者相比而言,开放比改革更具有现代性。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开放是近代以来才在中国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价值理念,带有强烈的对外指向和主体间性,是社会进步、国家现代化、个人发展等现代性构建的表现特征和衡量标尺;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基本方位被确定下来,中国既不是孤立于世界,也不是天下的中心。进而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中国通过剧烈的内部变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为双方重新认识彼此,审视自我提供了新的坐标。

  因此,对外开放不仅推动着中国的自我改革,也在诱发和推动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开放,进而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变革。在相互开放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自改造的轨道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互动,相互增强,形成了相互改造的世界趋势,丰富了现代性的全球图景。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 也是我们的立脚点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总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成功经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放弃近代以来植根于社会的对外开放意识,并且在战略策略上将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和资源作为重要选项。例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他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 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 也是我们的立脚点, 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在对外开放初期,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回应国内的质疑和国际社会的疑虑。他对于世界趋势做出准确判断,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要顺应这个大趋势,谋求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这是历史的选择。他提醒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犯自己孤立自己,隔绝自己的错误。他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对于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他形象地比喻为开窗飞来的“苍蝇”,不能因此重新封闭国门。他向国际社会解释说,开放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不会变,因为中国与国际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密不可分。

  对外开放“两次转变”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外开放根据国内改革的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两次转型。每一次转型既反映了国内改革重点的调整,也映射出国际格局的变化。历史学家章百家曾经说,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学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显然,这个核心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是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组成部分推进的,而对外开放所承担的使命比之更为丰富立体。

  1982年对外开放政策写入新制订的宪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包括外国投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明确下来,对外开放实现了从政治姿态向制度建设的实质性转变,在开放领域、开放空间以及开放的目标等诸多方面,有了更大的拓展。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重大事件的推动下,中共十六大做出,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要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就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原来“引进来”的内容中又增加了“走出去”的维度,由单向战略开始向双向战略转变。这是第一次转变。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西方国家接连陷入危机以及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国际社会期待发展起来的中国能够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对中国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对外开放的功能在促进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增添了推动国际问题解决的新内容,开始了第二次转变。

  这两次转变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凸显了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提出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十八大以来,通过扩大开放推动国内、国际改革,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

  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以更全面有效地发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的双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9月的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说,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李克强总理也在2014年1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因此,十八大以来,通过扩大开放推动国内、国际改革,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比较而言,中国在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勇气和想象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以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倡导建立金砖国家组织、亚洲发展投资银行等新的国际组织,弥补国际制度的空缺;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重构全球经济的地缘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解决上,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作为与美国特朗普当选后采取的“美国第一”的收缩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无疑为中国的国内改革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尽管中国的国内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但是国际改革的“攻坚期”远没有到来,“深水区”也没有涉入,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改革周期更长,涉及面广,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外部性强,许多改革不仅难以短期取得成效,而且无法直接为国内改革深入推进提供支持,甚至会与国内改革产生对冲。尤其是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治理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机之中,民粹主义在各国抬头,去全球化势力强劲,国内问题明显优先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必须平衡好国内改革和国际改革的关系,安排好二者的优先位次,寻求二者的良性互动。

  相互开放,共同演进,是每一个主体在开放而依存的世界中,都应该采取的选择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也在孕育着深刻变革。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依然需要坚持的态度,也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需要拥有的心态。相互开放,共同演进,是每一个主体——无论是曾经的强国还是新兴的强国在开放而依存的世界中,都应该采取的选择。

  进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继续开放,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随意的承诺,不要因为过度自信陷入心灵的封闭、制度的僵化。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坚持开放,首先要避免的是内心的失落和傲慢的偏执,不要因为失落而树立起各种壁垒,重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也不要因为傲慢的偏执,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召唤冷战的幽魂,开展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

  因此,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开放远没有结束,只是重新开始。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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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一个哲学概念。主体间性首先涉及人的生存本质,生存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主体征服、构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主体间性还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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