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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发布时间:2018/09/20作者:李怀印 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摘要: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迅速提升的终极动力何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不同于既往研究之侧重于市场、产权和微观激励机制等具体而直接的经济因素,作者转而从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视角,聚焦于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等较为间接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认为这五个因素汇聚于一起,形成了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也必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成功驱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本文首先检视了支撑元实力的五个要素,继而分析了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关键词】 国家规模 族群构成 价值体系 人力资本 国家定位 元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0年起,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现象。以中国经济总量(GDP)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间的排名而论,1990年中国仅居第11位,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也低于伊朗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排名第六;2002年,超过法国,排名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排名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崛起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弗格尔(Robert Fogel)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40%,而美国的GDP仅占14%(Fogel,2010)。在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看来,这样的估计可能太高了,但也“可能太低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生产率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Coase and Wang,2012:180)。

  如何解读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稳步提升的地位和影响力?迄今为止,海内外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往往集中在经济层面,聚焦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直接因素。例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库珀(Richard Cooper)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变革历程时,把市场机制的引入、外资的引进、外资的引进、外贸的扩大、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加等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Cooper,2018)。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及其合作者,除了指出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所形成的微观激励机制之外,特别强调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参与国际分工所起的驱动作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科斯和王宁在解读中国的经济起飞时,则特别强调“市场化转型”的重要性,即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经过80年代国营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1992年的价格改革、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1997年以后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Coase and Wang,2012)。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市场化转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自由和私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作为市场经济的推崇者,科斯热情洋溢地声称“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并且呼应《时代周刊》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Coase and Wang,2012:153)。

  所有这些解读,当然都是正确的,却又是不充分的,甚至没有抓住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说它们正确,是因为相对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和增长速度而言,80年代以来在农业、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确克服了原有体制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我们不再是从纵向的角度寻找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原因,而是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的崛起现象,那么上述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解释,一下子会显得苍白无力。先看农业领域。以家庭为主体的个体生产方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之前,家庭农耕在中国也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改革初期从集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最多只能说一时释放了原来在集体制下被束缚的潜能。同样道理,改革以来的一系列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举措,也只能说释放了原来在企业依靠国家计划的所谓“大锅饭”和劳动者依靠企业的“铁饭碗”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潜能;如果跟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同样不具说服力。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以及非国有企业在经济总量和就业人口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早已存在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却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连续几十年快速增长的过程。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和国力迅速上升的终极力量到底何在?

  为了回答此一问题,本文将撇开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由以往的经济学视角,转换至社会人文视角,专注于那些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若干因素,从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前景,提出与以往不同的解读。

  具体而言,下文将集中讨论这样五个因素,即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全文的主体将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讨论这五个因素。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这五个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巨大规模,尤其是占世界最大份额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升级;第二,中国人口虽然规模庞大,却在族群和文化上高度同质,为商品和信息交流、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中国社会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高度重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享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各行各业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中国社会主体的非宗教性质和价值取向的世俗主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第五,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上述五个因素,如果单个地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也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五个因素同时存在,汇聚在一起,产生了某种乘法效应,远远大于单个因素简单相加对一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五位一体,共同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五个因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所蕴育的产物,都是内在的和具有传承性的。相对于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显性的制度及其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上述五个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成长所起的作用大都是隐性的、间接的;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们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比起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经济制度,也更为持久和更为根本。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不妨把这五个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连的隐形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终极驱动作用,界定为一种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meta-power)(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界定,见本文第六部分)。

  一、大国的优势

  这里所谓的国家大小,并非仅指领土面积,甚至主要不是国土大小,而是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相乘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及相应的市场规模。

  有关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交换产生分工,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分工的程度本身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Smith,1994:19);换言之,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规模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渐受关注。研究者多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成长成正比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生产专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也越快(Khalaf,1979;Simon and Gobin,1980;Firebaugh,1983)。

  迄今为止,对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他们总结了规模(就人口和生产总值而言)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一是公共产品生产和维持的人均成本较低,纳税人口越多,人均负担越轻;二是大国不易遭受外来侵略,国家越大,安全越有保障;三是大国可以协调、减缓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加强跨地区整合;四是大国的部分地区一旦受灾,可获全国支援;五是大国内部的贫富地区之间,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六是市场规模最重要,虽然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市场本身并不完全受国境的限制,但国与国之间的各种障碍依然存在,总体而言,市场规模越大,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越少,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Alesina and Spolaore,1997,2003;Alesina,2003;Alesina,Spolaore,and Wacziarg,2005:1503-1504)。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低人均成本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国防为例,2016年中国的军费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9%,无论跟周边国家或地区,还是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几乎是最低的(美国为3.3%,俄国为5.3%,法国为2.3%,英国为1.9%,印度为2.5%,韩国为2.7%,越南为2.4%;日本例外,受其“和平宪法”限制,仅为1%)。同样,中国人均国防开支仅为153美元,与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也是最低的(美国为1886美元,俄国为481美元,法国为858美元,英国为731美元)。再以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率为例,中国为1.6‰,也低于周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低(美国为4.2‰,俄国为7.1‰,法国为3.0‰,英国为2.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以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民用生产和建设方面。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相对于经济总量或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国防开支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但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额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16年达到215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6111亿美元),从而确保中国的国防拥有足够的军事科技和装备实力,保障国土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地区和平反过来又有助于经济建设。事实上,中国自从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已经近四十年没有介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战争。这样和平安宁的局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仅见的,同时也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本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内部系统的、细密的分工成为可能;借助业已形成的高度发达的运输和通讯网络,在几无贸易障碍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交换,从而有效降低了成本,形成了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少见的高度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40个大类工业行业,200多个中类行业和500多个小类行业(董志凯,2009)。各行业经过几十年的竞争、组合,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数以千计大小不等、技术含量各异的产业或贸易集群,所覆盖的行业,既有传统的服装、鞋业、玩具、小家电和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电子、机械、通信、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集群往往汇聚了数百乃至成千上万家企业,从事同行业内部不同产品或不同部件的生产,从而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细密的行业分工和完整的供应链,有效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当然,大量的集群乃有待内部各企业合理的分类组合和有效链接,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有待提升,从低端代加工模式走向原创性技术、设计与加工、贸易相结合,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吴利学、魏后凯、刘长会,2009)。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诸多产业,各自凭借其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在全球制造业各部门形成以中国产品价格为参照系的所谓“中国价格”(Harney,2009)。

  其次,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带来了中国本土产业的规模优势和与同行业国际巨头抗衡的实力,这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所谓“新经济”中尤为明显。近一二十年来,该领域一批超大型企业迅速崛起,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应用方面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甚至在网络交易总量上超过全球同行业所有竞争者,并且在无现金支付方面独步天下。如此傲人的成绩,不仅借助产业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优势,更离不开——甚至主要是依靠——国内庞大用户群体的支撑。当然,人口和市场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的竞争实力,同样重要的还有企业管理者的竞争和扩张策略,以及国家对经济主权的维护;离开了政府对海外同业竞争者设立的市场进入管制措施,这些企业的成长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和用户群体,是它们发展成为IT巨头所必不可缺的条件。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上众多国家在搜索引擎、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由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美国IT巨头所支配的现实,便可见一斑;这些国家自身有限的市场和用户规模,使之无法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本土企业,新经济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也大多流向海外。

  第三,经济规模的扩张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提升,使国家有能力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发,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以2016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达3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57316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日本为16960亿美元,德国为15070亿美元,法国为12880亿美元,英国为9963亿美元,俄国为1865亿美元,印度为4765亿美元)。正是依托迅速扩增的财力和融资能力,2000年后的中国展开了一系列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建设项目。以高速铁路为例,从2004年启动,到2016年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营业里程达22980公里,带动了沿线各地的市场繁荣。规划中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数百个城市,加速全国经济和社会整合,所产生的效益无法估量。高速公路建设从1988年起步,2000年后加速扩张,到2016年达13.1万公里,同样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国家统计局,2017a:表16-3)。雄厚的财力还支撑了中国在航空、航天、交通、核能、电子、通信、国防等各个领域展开一系列世界级的建设项目,从中涌现出一批史无前例、技术复杂的超级工程。这些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中国这样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规模支撑下,才成为可能。

  最后,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数百年来,西方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建构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商业和金融体系,并不断强化和再生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将卷入此一体系的世界各国,形象地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欧、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位于“边陲”地带的众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国家,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半边陲”地带的中等收入国家(Wallerstein,2011)。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曾经以进口替代为导向,后又借助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会,展开了初级水平的工业化。然而,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一旦跟国际体系接轨,均无法跟西方跨国公司抗衡,最终多被后者兼并,或者在技术上受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始终处于受“核心”国家主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低端,生产的附加值较低,且其利润的相当部分被跨国公司瓜分并转移到海外,由此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内制造业始终无法向高端发展,经济结构处于依附地位,国民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迄今为止,能够成功完成经济升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国制造和服务业从依附性的低端产业,向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高端产业升级,从而在全球范围占据各门类关键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链的最高端,由此控制整个链条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中国众多规模不等和所有制各异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与其他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似的命运,其中大多数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利润也在不同程度上转移给西方跨国公司。然而,中国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在于,经过近几十年的竞争和扩张,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已经产生了一批新兴企业,其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使它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加入高端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行列。可以想见,未来几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资金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的加大,将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领先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中国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有可能紧随东亚“四小龙”之后,从“半边陲”地带脱逸,挤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需要强调的是,大国优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结构相对年轻,为各行各业大量需要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就业机会不充分、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是一种负担。维持庞大人口的生计与工业化起步时期所需的资本积累之间产生矛盾,结果是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改革初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追求民众生活水准的快速提升,又要保障工业化全面起步所需资源,唯一选择是急剧降低人口增速。经过四十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中国人口的收入结构已经大为改善,其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经济成长最强大的动力。但是,长期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问题;通常在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生育率过低、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已经过早地降临到今天的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今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路径。

  二、族群的多样与同质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按照一度流行的“增长极限”论的说法,经济体的规模越大,所受到的资源制约越严重,相对于规模的收益越低,维持增长的难度也越高,即所谓的“规模衰降”(scale entropy)(Firebaugh,1983)。大国的工业化一旦全面起步,因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对资源和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尤为明显,这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和印度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上已经得到确证。再就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而言,人口众多(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的社会,由于人均自然资源较少,生活质量尤其是消费水准的提升也受到限制。即使已经成功迈入工业化社会的行列,高收入往往伴随着高物价,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其居住空间和总体生活质量,跟北美那些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低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理论上,除非其人口密度降低到与北美国家相近的水平,否则差距将永远存在。

  最为严重的是,大国往往存在人口庞杂的问题。国家规模越大,境内人口的种群往往更为多样化,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群的社会群体中间就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财富再分配进行协调的难度越高。一般而言,种群、宗教和语言的异质性越高,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难度和代价也相应增加(Easterly and Levine,1997;Alesina and La Ferrara,2005;Desmet,Le Breton,Ortuno-Ortin,and Weber,2011)。族群碎化,也不利于教育;美国各地为了减少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在城市和学区划界时,不得不把族群和收入的均质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Alesina,Spolaore,and Wacziarg,2000)。族群分裂和隔离,还会导致不同族群背景的群体地位固化,向上流动面临较大阻力(Patsiurko,Campbell,and Hall,2013;Churchill and Nuhu,2016)。族群碎化越严重的地方,其基础设施的质量、民众的识字率也越低,同时婴儿死亡率也越高(Alesina and La Ferrara,2005)。

  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更有碍经济成长(Ashraf and Galor,2011)。大体上,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同质性最高,国家更富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境内族群最为多样,经济上也最落后(Fisher,2013)。当然,人口异质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因素之一,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不过总体而言,族群复杂程度以及因为族群、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不同族群、教徒之间永无休止的紧张对立、流血冲突乃至大规模杀戮,便不言自明。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4%。尽管如此,中国事实上是人口构成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91.51%。在有数据统计的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的“族群碎化指数”(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低至0.154,居第138位。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汉人为主体的26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口同质度更高,其中华东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和江西,以及华北的山西和陕西,汉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99%以上,紧随其后的广东、福建和河南,也都在98%以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52)。有研究显示,中国沿海各省的族群碎化指数仅为0.05,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仅次于朝鲜(0.002)、韩国(0.004)和日本(0.012)(Dincer and Wang,2011)。而上述26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3.2%(国家统计局,2017a:表3-9)。

  如此高度同质的族群构成,给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里不存在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因族群、宗教和文化不同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在种族关系紧张的社会里司空见惯的针对不同种群的“仇恨犯罪”,在中国内地几乎不见踪影。因此,中国内地的社会治理成本,远低于其他多族群国家。其次,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同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横向整合。在内地各省,任何一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沟通的个人,几乎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全国各地旅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或者寻找工作,乃至定居下来并最终融入当地社会;而这些对于诸多语言或宗教互异、社会隔阂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第三,人口的同质还有助于社会的向上流动。相较于高度异质化社会里常见的族群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社会等级和根深蒂固的阶级鸿沟,中国内地汉人社会长久以来所展示的高度同化力和人口的高度同质,使这种因族群、出身和信仰不同所形成的身份差异和固化,失去了制度性基础。任何人通过后天努力,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挤入社会上层。这种向上的动力和对个人事业成功的追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内地各省以汉人和汉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其他的少数族群很难单独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汉语普通话,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融入主流人群。换言之,内地社会的同化力极强,从而反过来消弭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对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族群和文化的同一,不仅在技术层面有助于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也更容易形成共识,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全民族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概而言之,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却避免了其他大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族群碎化和社会分裂问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构成高度同质的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既源自千百年来以汉人和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其他族群和文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巨大同化力和生命力,又得益于1949年以后全民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步、各地人口的加速流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地区之间空前程度的整合。所有这些,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提供了前述各项有利条件。

  人口同质对经济成长的助益已如上述,不过仍有两点须予澄清。其一,高度同质的人口虽然容易形成共识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但也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无限扩张和全面渗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共识的形成和社会动员的方向如果能够被正确引导,将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对社会和人类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高度同质的社会,但它们所展示的强大动员力,曾经在20世纪上半期给本国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历史上和1949年以后的社会动员,也动辄席卷千百万乃至数亿人口,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有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震荡和毁坏。只有在排除了破坏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之后,族群同质才会成为经济成长的助力。其二,如前所述,族群同质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它仅仅提供了有利条件,却非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同质之外,还要看族群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这便是下面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世俗化的价值体系

  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经济成长,这一问题自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1904—1905年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尤其是在该书1930年译成英文(Weber,1992)后,一直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议题。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自的经济发展,有种种解释。以俄罗斯为例。有人认为,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十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俄罗斯民众的信仰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依然具有强烈的命定主义倾向(Andresen,2011);不重物质利益、讲运气和冲动、做事粗枝大叶、消极懒惰等习气流行民间(Yasin,2003)。拉丁美洲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地区。1985年,曾长期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机构(USAID)负责拉美五国援助项目的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著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模式源自西班牙,受天主教影响,具有“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家精神,且(至少在精英阶层)反勤劳工作”等特征(Harrison,1985:165)。所有这些,据称皆跟美国文化中的重自由、正义、工作、教育、讲节俭、追求杰出、重家庭和社区形成对比,尽管这些美国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每况愈下(Harrison,1992:224)。两度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并且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里亚斯(Oscar Arias),对拉丁美洲文化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认为拉美各国文化有四大特性:一是安于现状,讲究特权,反对变革创新,缺乏企业家精神;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有法不遵;三是民主徒有其表,威权统治盛行;四是崇尚武力,轻视民生。所有这些,皆构成了“拉丁美洲发展的真实障碍”(Arias,2011)。

  相形之下,文化论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受儒家说教影响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成长中的作用,多予肯定(Harrison,2006:95;Inglehart,1997:217)。当然,文化价值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到底是文化影响经济,还是相反,要视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而定。

  相较于世界其他各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为独特的地方,的确在于这些社会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这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从不存在组织严密、渗透全社会的强大宗教势力。尽管百姓也有来世的观念,有敬拜祖先或各种神灵的做法,但总体而言,宗教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很少直接支配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会交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跟儒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起主导作用有关。儒家不同于任何宗教,其说教只专注于人文社会,不涉及来世或超自然领域。西汉以后历朝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使任何外来或内生的宗教无法上升为在全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精神信仰。再加上1949年以后国家的无神论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为彻底的世俗化社会之一。2015年4月盖洛普(Gallup International)所做的一项全球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国家(地区),有61%的人确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远高于紧随其后的香港地区(无神论者占34%)、日本(31%)、捷克(30%)和西班牙(20%);而在非洲和中东,信教人口高达86%和82%。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中国在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国家中高居榜首,仅有2.6%的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很重要。

  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普通民众中间盛行的强烈入世精神,即对周边事物和人生目标持实际的态度,讲切实的功用和利益,对追求今世的名誉和物质上的成功具有强烈的动机,而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对来世的向往或超越尘世的追求则相对淡薄。当然,并非所有汉族人口历来都具有同样的态度。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或者由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制度条件不同,不同地域的民众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也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上,中国人的世俗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普遍的功利、实用态度和谋利动机始终是强烈的。这种充斥于普通民众中间的谋利动机,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有着久远的渊源。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即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强烈的世俗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一旦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为地方集体或者个人提供过去在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下所不曾有过的谋利、创收机会,便会形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景象,以及城市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抛弃“铁饭碗”而纷纷“下海”经商的热潮。各行业的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纷纷改制,朝私有化和公司化的方向转变。难怪在有关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年全球调查中,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度始终位居各国的前列,个别年份甚至高居榜首(如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国74%的受访民众认可这一观点,即“自由市场经济是今后世界上最佳的制度”;相比之下,美国为71%,俄国为43%,法国为36%)。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最适合中国人特性的经济体制。

  中国人的强烈入世精神,直接形塑了个人经济行为,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生产活动而言,中国人把“勤劳”视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和经济价值观,即通过劳动投入的最大化,产生所期望的收益。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跟中国人在历史上较早进入农耕文明密切相关。不同于游牧民族之主要依靠放牧和迁徙(逐草而居)的方式等生产所需物质资料,或者中世纪欧洲农业社会之主要以“休耕”(二圃或三圃制)的粗放形式生产农作物,其单位耕地面积所需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华夏民族自先秦时代起,在其核心文明地带,即已形成以稻米种植和桑蚕养殖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生活方式,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至少从明代开始,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稳定的地区,即已流行一年两熟乃至三熟的耕作方式。而这两种经济活动,均需要精心、繁复的日常管理和大量的劳力投入。农耕之外,每个普通家庭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还需要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纺织或其他“副业”,以满足穿衣之需或赚取额外收入,弥补家用。勤劳致富成为植根于每个人心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尽管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已经脱离农耕经济,但传统的勤劳观念依然支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放眼全球,中国当之无愧位居最勤劳国家的榜首(德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英国、荷兰和法国次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的带薪休假天数平均仅有16天,是全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而加班现象在各行业尤其是IT行业则屡见不鲜。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即所谓“996”模式,盛行于各家科技公司,远远超过国外同行业工作时间。另据美国劳工统计署2012年公布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国2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0%,居于首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67%以上,同样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美国为59%,印度只有28%);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亦达72%左右,也领先于其他各国(美国为60%上下,印度为55%左右)。中国人劳动参与率如此之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支撑家庭生计、购房、升学等,但所有这些压力在其他社会也程度不等地同样存在;最大的驱动力恐怕还在民众的价值观。对绝大多数进入劳动年龄的中国人来说,无论男女,有固定工作和工资收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为社会所不齿。这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社会尤其是其精英阶层所流行的追求享乐、轻视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勤劳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节俭。勤和俭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财富。勤劳是在生产领域,通过生产更多,达到增值的目的;而节俭是在消费领域,通过理性消费,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再生已积累的财富。中国人的节俭行为最直观的表现,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高水平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维持在35%到50%之间,并且在2010年前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最高达到50%以上;2010年以后有所回落,但依然在46%以上,在全世界所有中等以上国家中独占鳌头(极少数富裕小国,如新加坡、卢森堡、也门等均在50%以上,属于例外)(CEIC,2017)。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高投资率。因此,外延式投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始终是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力。

  至于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持久的高储蓄率现象,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种种解释。例如,有人认为是由于体制转轨,导致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救济不到位,再就业不易,人们对个人未来和家庭生计产生不安全感;或者由于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人们更多地依靠个人储蓄应对不虞之需;或者由于“一胎化”政策导致男多女少,使婚嫁更具竞争性,在物质上也提出更高要求;而子女教育费用的剧增、住房的市场化以及不断攀升的房价,驱动人们进行资金积蓄。其实,除了“一胎化”政策为中国所独有之外,其他种种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但那里并没有因此形成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与中国相比,其他大中型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要低很多。以2017年为例,拉美国家中,阿根廷为14.5%,巴西为15.6%,智利为19.7%,墨西哥为22%;非洲国家中,埃及为9.1%,南非为16.3%)(CEIC,2017)。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都有赖国内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例如,日本在1966—1974年为37.5%至38.1%;台湾地区在1970—1974年为32%左右,1975—1980年为33.8%,1988年达34.9%;韩国在1973—1985年则在20%—29%之间波动(Lin,1988:Table 8;Ranis,1995:Table 4)。此外,经济上以华人占主导地位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以1980年和1994年为例,新加坡储蓄率分别为32%和38%,马来西亚分别为33%和37%,泰国分别为23%和35%,中国香港分别为34%和33%(Park,1998:Table 3)。因此,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背后皆有一个相近的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入世精神和经济理性主义,使人们为了个人或家庭的长远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节省和储蓄,而不是把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于眼前的个人消费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当然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炫富现象,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暴富群体中间比比皆是。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国民均有较强的节俭观念和储蓄意识,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私人储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上述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均在国内储蓄中占主导地位,远远超出政府或企业储蓄,构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渠道,有力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经济成长。

  当然,世俗主义文化虽然有助于经济成长,但也会导致极端的追求实用、只重实效的价值取向和短视行为,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健康发展,更有碍于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近几十年来企业界一种常见的现象,便是不重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只重周期短、回报快的应用型技术研发,甚至脱离自身营业范围,跨界进入收效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不少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缺乏足够的规则意识和产权保护意识,试图通过避规、取巧乃至贿赂等不法手段求得生存发展空间。解决这些问题,既有赖国家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更有待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普遍形成。

  四、教育、智力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人力资本,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它所强调的是劳动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上的投资,以及智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给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到底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或生产单位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如何测定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经济学家意见纷纭。过去多认为无法就此做精确测量,而测量标准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把人力资本水平等同于劳动力的学校教育程度,并试图计算出人力投资的回报率,即不同程度(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投入与毕业后的个人收入和社会贡献之间的比率,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小学教育的回报都是最高的;对社会的回报,大体上中学高于大学;对个人的回报,大学高于中学(Langelett,2002)。有学者认为,普及中等教育对经济成长所产生的效益最大(Barro,1991)。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Stephen,1997)。至于人力资本的衡量,有人主张以一个社会的小学或中学入学率为标准(Mankiw,Romer,and Weil,1992;Sala-I-Martin,Doppelhofer,and Miller,2004)。学校教育直接带来智力水平的提升。有人发现,在西方某些国家,多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个人的智商会提高1.0至4.2。而智商的提高,直接影响个人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智商每上升1点,生活水准将会提高6.1%(Jones and Schneider,2006)。也有人强调数学知识对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的决定性作用(Bishop,1992),还有人试图把各国学生参加国际数学和学科考试的成绩,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参照指标(Hanushek and Kimko,2000)。

  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在几乎所有上述跟人力资本相关的同类发展程度国家排名或各种测定结果中均名列前茅。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975年达96.8%,1979年为93%。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1975年为90.6%,1979年为82.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14)。相比之下,1979年印度的小学入学率为78%,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4%;同一年,印度的中学入学率为27%,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7%。中国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甚至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小学入学率平均为97%,中学入学率平均为39%),紧追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中学入学率平均为88%)(World Bank,1982:154)。至2000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99.1%,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达94.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15)。至于各国的智商测试结果,根据权威学者的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平均为105,东南亚为90,南亚为84,美国为98,巴西和墨西哥为87,西欧和中欧为100,南欧为94,东欧为96.5,南非为72,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56—67之间(Lynn,2015:Figure 1;参见Lynn and Vanhanen,2002:Chapters 7 & 8;)。至于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成绩,自从1991年有记录以后,在世界各国中一直居于前列(Hanushek and Kimko,2000)。而对各国劳动力素质的测试也表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平均分值为59.28,仅次于日本(60.65),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三至第八位分别为德国、瑞士、中国香港、荷兰、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美国为43.43。其他发展中大国,巴西为33.91,墨西哥为35.06,南非为45.25,而印度仅为21.63,是所有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Hanushek and Kimko,2000)。

  如何解读上述有关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各项指标?首先,就近因而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全国城乡的大力提倡和普及,对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亦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上,而非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为重点的高等教育。从国民经济完成战后恢复的1953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293.3万人剧增到6779.9万人,增长了23倍,远远超过同期小学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幅(小学学生从5166万增至14617万,增长了1.8倍;高校学生从21.2万增加到62.5万,增长了1.95倍)(国家统计局,1983:511)。“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但中学教育却处在突飞猛进的状态,在校学生的增长超过以往和以后任何时期。尽管他们的知识程度总体上不及此前和此后同等年级的学生,然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量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的涌现,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异军突起(进而构成彼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和中国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

  再从更久远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素质的高水平,还跟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民间态度与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提倡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政策相结合,导致国民识字率迅速提高。自从民国以来一直实行的高等学校考试入学制度(除了“文革”中一度中断之外),也使读书升学成为绝大多数人在和平年代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的升学考试,也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一旦高校招生名额放开之后,中国的大学生数量便成直线上升趋势,普通本专科生的招生数,从1978年的40万,剧增至2016年的748万,而本专科毕业生数量,也从1978年的16.5万增至2016年的704万。在校本专科学生数量,2016年达到2696万(国家统计局,2017a:表21-7,21-9)。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016年为42.7%)在世界各国中仅居中上水平(2015年排名第72位),但2016年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本科学位的人口数量,多达470万,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印度为260万,位居第三、第四的美国和俄国均为56万)。这对今后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将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

  至于接受了中等教育的毕业生,在中国更是一个庞大的人口。仍以2016年为例,初中毕业生为1423万,在校生为4329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534万,在校生为1599万;普通高中毕业生为792万,在校生为2367万(国家统计局,2017a:表21-8,21-9)。中学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各行业一线劳动力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在2016年全国28171万进城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4%,合计占近86%(国家统计局,2017b)。良好的中等教育,一流的学习领悟能力,加上勤奋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很快便能够转化为理想的劳动力,胜任制造业和服务业各种岗位的工作。各行各业熟练的一线操作工人,加上他们背后充沛的技术开发人才和能干的管理团队,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最为雄厚的人力资本。难怪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Tim Cook)在媒体上多次强调,公司之所以把产品组装工作放在中国,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素质。他的原话是:“大多数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是因为他们看中这里的市场规模,当然在许多方面它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这里的人的素质”。又说:“我们所做的产品要求使用非常先进的工具,必须要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精细程度,我们对材料的操作和运用都是一流的。而这里的操作技巧非常之深。在美国,你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产品加工方面的工程师,但我不敢确信能否找到一屋子这样的人。但在中国,他们可以站满好几个橄榄球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谈到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时,也说“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张五常,2009)。一直专注于智商研究的林恩(Richard Lynn)说得更直白:“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所有这些,跟过去流行的关于中国劳动力的认识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海内外经济学者,每论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均把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列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确,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庞大和工资的低廉(2007年以前,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甚至低于印度),在2000年之前曾经是中国赖以吸引外来投资的最有力的条件之一。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却多忽而不论。当然,当制造业本身还处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阶段时,尤其是对其中大量存在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压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血汗工厂而言,劳动力素质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一旦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生产流程各阶段的技术要求提高之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优势便突显出来,并将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潜力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乃至直至今日,低端产品和以模仿为主的所谓“山寨”产品的生产,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中国产品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其实,对于主导中国制造业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在劳动力价格低廉且供给充沛,同时缺乏资本、技术优势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条件下,专注于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的制造和市场流行的技术产品的跟踪、模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企业实现快速盈利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使然。然而,一旦企业经过竞争之后,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资本积累和技术积聚,注重自主技术的研发和自身产品品牌的推广,追求更高水平的利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成长壮大的下一步目标。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其中最为成功的企业已经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国际同行业的前列,并且将自己的品牌推向了国际市场。而支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才储备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以2015年为例,中国的专利申请多达1101864件,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美国(589410件)和紧随其后的日本(318721件)、韩国(213694件);同时,获批的专利申请也最多,达到359316件,多于美国(298407件)、日本(189358件)和韩国(101873件)(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6:40)。在2015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申请的专利中,中国的华为在全球前20家公司中高居榜首,达3898件,中兴位居第三(2155件),仅次于美国的高通(2442件),京东方(第14名)和腾讯(第20名)也榜上有名(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6:60)。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专利申请和获批数量,每年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而其他各国增速皆平稳、缓慢。所有这些,均显示了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背后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

  不过,上述数据也显示,中国专利申请的获准率仅为3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50.7%,日本为59.4%,韩国为47.7%)。这一事实所折射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绝大多数专利申请的技术含量不高,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不强;这又跟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总体研发力量相对落后,甚至跟研究者自身的素质相关。在中国古代人文取向的文化传统里,对科学发现的好奇心和严密精细的逻辑思维,从未受到人们的推崇,这种态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今日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研究者即使有心致力于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也很难求得一个心无旁骛、不计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国的科研领域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质量上追赶发达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五、国家的积极介入

  最后,有必要考察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国家在经济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曾经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刻画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各个部门,国家退居次位,发展型国家所突显的是中央政权的超然地位和不受利益集团制约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国家在后起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即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者通过补贴、汇率、工资、货币贬值、发放牌照等间接手段,鼓励投资和贸易向最富有前景的部门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日本,其通商产业省(MITI)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主导日本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提升国际竞争地位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政策允许私营企业主导各部门,但必须遵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社会经济目标。这种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规则管理(regulatory)导向,更迥异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Johnson,1982)。此外,战后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也在官方强力主导下经历了相近的路径,使其产业结构成功地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发展型国家的类型。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在于,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对经济各部门的介入也更加深入。无论战后日本,还是韩国和台湾地区,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的部门十分有限,私营企业始终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5年以后,中国各行各业的29.1万家国有企业,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牵引下,曾经历了急剧的转型,其中小型企业多被关停出售或改组兼并,大型国企则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大为降低。但在2008年,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政府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资金多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了所谓“国进民退”的进程。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核心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加以刻画,即国家虽然允许私营企业在大多数经济部门生存乃至占据主导地位,且国有企业本身也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股份公司的形式进行运转,但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主导国民经济的日常运转和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控制甚至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且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据称,这种以中国为代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各种经济形态的两极,而欧洲各国多居于这两极之间(Bremmer,2009)。至于中国国内,则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形态,所强调的同样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当然有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背景,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的结果。除了这些近因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其赖以成长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环境,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发展型国家或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流行于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事实上,无论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多不同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而更具集体主义或团体主义倾向。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公司管理,更提倡在社会成员或团体内部建立共识,为了追求国家或团体目标而尊重领导权威、强调社会群体或团体内部和谐相处、个人责任,而不是一味主张个人权利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契约关系。

  东西方社会行为特征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西方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相关的权利观念,跟欧洲历史上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紧密相关。这种宗教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尽管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流派,但其本质特征一直未变,即奉行一神论及其所预设的由上帝所体现的超越世俗、主宰万物的最高法则,其地位远在任何世俗的人为律法即所谓实在法(positive law)之上。受其影响,人们相信自己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或上帝所赐予的)权利,并且在其权利受到任何世俗权威的挤压时加以反抗。这种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为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概念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崛起而发扬光大。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念,即是由上帝赋予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天赋人权),以及由个人有机地组成的社会的自主性,与人为地产生的各种世俗权威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个人(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有机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分、对立和冲突,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剥夺,及其相对于所有世俗权威、律法的绝对优先地位,构成了近代西方各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和最核心的内容(Macpherson,2011)。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性力量(及其所派生的天赋的个人权利观念)与世俗权威之间二分、对立的预设。儒家视个人为更大范围的整体(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行为选择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个人目标的追求必须服从于家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福祉。在中国人的日常观念和官方说教里,个人须约束自我,服从家族或家族之外的其他集体的最高利益,在整体中体现个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而从来没有摆脱和超越集体的绝对权利和自由。集体内部的和谐与共识,远比个人的利益和主张更为重要。晚清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观念通过译介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也热心提倡,但背后的动机多是视个人的解放为寻求国家富强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甚至认为在民族生存出现危机之际,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拥抱专制权力,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Schwartz,1964);而非如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那样,视个人权利和自由本身为最高目的,国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或障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是天经地义的,尊重权威、遵守规矩被认为是做人的本分;认可或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被认为是国家对个人的恩惠,既可以赠与,也可以收回。这种传统认识对国家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延续至今。各种纠纷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倚重庭外调解,而非依据法律条文进行是非明确的法庭判决(黄宗智,2008,2015)。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际时常处在含糊不清的流动状态;尤其在彼此之间产生紧张、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威可以随时挤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和利益。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很难分出优劣。只能说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各自所在的文化情境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并且均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相辅相成,导致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壮大,并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席卷全球,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依然保持其强势地位。而在欧美之外,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少能被原样移植,即使被模仿,也都跟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甚至完全被扭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也不例外。19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社会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皆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经历了或者正经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移植自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未真正落地生根,而是与东亚各社会的本土文化和政治传统相互激荡,被有选择地排除、吸收或转化,形成形态各异的新型权力结构和行为模式,并且至今依然处在演化过程之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引领角色;与此相伴的则是国家权力对各个领域的强势渗透、介入,以及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挤压。

  不用说,国家权力如果过度扩张,失去有效的制约,尤其当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人独断专行的时候,会给经济和社会的有序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乃至造成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如果国家能够正确地制定规划尤其是工业化长远目标,并且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有效介入经济各部门,则会产生自由市场条件下所无法形成的经济效果。所谓发展型国家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这种积极介入的产物。更严格地说,它们是工业化时期乃至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土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紧迫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的人为介入,在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约束的条件下,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如果措施得当,则会大大加速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相对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战后东亚社会尤其是今日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到底有何优势?

  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其一,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加剧而民族国家依然是界定贸易条件和竞争平台的基本依据的前提下,以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与发展型国家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迅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庞大力量面前,有些力不从心,在部分经济领域的竞争中渐显劣势。其最大劣势,在于跨国公司都是凭靠自身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优胜劣汰;而那些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获得国家挹注和保护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仅会巩固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还会向海外扩张,对习惯于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竞争的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挤压。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只是过去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对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它正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意志的双重优势。它在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对垒中到底能走多远,是否会形成对后者的全面碾压,尚拭目以待。

  其二,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目标的长远规划和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这些目标通常依据本国经济的现状,强调发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基本策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战后东亚各经济体的成长,基本上都是沿着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特别是资金、技术要求不高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再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升级的路径展开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年限。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制定的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相对稳定,长期形成一党执政的现象,或者至少由于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技术官僚队伍比较稳定,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受任何利益集团支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欧美各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大缺陷,是众多私人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盲目竞争。政府对企业的介入和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由于政府定期更换,其经济政策缺少长远的规划和可持续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着眼于解决当下问题和短期方案,并且以讨好选民、赢得领导人竞选为归依,政府规划和政策也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变换,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民粹主义的流弊。

  六、元实力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是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把这个问题讲得最为透彻。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竞争力的最根本问题是提高生产率。只有生产率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准才得以提升。而生产率本身,又取决于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尤其是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升级能力。但他认为,每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国际竞争力,而只能专注于其中若干个行业或部门。因此,所谓国家层面的竞争力是个伪问题,实际上只能讲一个经济体内某些行业或部门的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这些部门或行业形成了良好的运营基地,正是这一基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超群发挥提供了种种优势条件。这些优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素条件,诸如技术工人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二是需求条件,即为产品或服务所必需的国内市场需求;三是相关行业的存在,主要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和相关行业的有无;四是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关键是企业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将它们组建和管理起来。这四个方面的优势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Porter,1990)。

  波特的钻石理论是富有洞见的,它基本上可以解释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为什么各自会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部门具有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理解今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潜力,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波特依然只是就经济论经济。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些优势条件背后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虽然他也意识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和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五个方面,跟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构成要件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在国家规模、人口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定位方面的各种优势,为所有这些构成要件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元实力”这一概念,超越了波特的钻石理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那些能够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直接作用的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各项物质条件(即上述四种优势条件);它所彰显的也不仅仅是一国经济的某个产业或某个经济部门所形成的局部的国际竞争优势。“元实力”概念的涵盖范围更广,除了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物质层面的各项显性要素之外,更强调由历史和文化遗产所界定的各项非物质层面的隐性要素。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仅仅限于某一部门或行业,而是综合性的、持续性的,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的长期提升。中国的人口之众、市场规模之大,为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业的成长、扩张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各行业产业集群的普遍形成,其国际竞争力将随着技术升级而得到提升。这些集群数量之大,种类之繁多,生产效率之高,世所仅有,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流通到世界各地。中国民众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重视,也使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已经取代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最有利条件。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尤其是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制订和实施,也为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关键领域先进技术的赶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组建和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民众的世俗精神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内地各省族群高度同质所带来的社会相对和谐与稳定,又为上述各项优势条件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在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而不是像其他工业国那样仅仅在少数产业部门——形成日渐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只要没有意外的重大灾难(大型自然灾害或大型国际战争)发生,中国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持续成长和升级。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不会发生短期的经济震荡、停滞乃至衰退,但是只要构成中国元实力的上述五个条件不变,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不会被颠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升级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中国将在各个主要工业和经济部门形成世界范围的主导和领先优势。中国民众在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上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短。

  七、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

  需要强调的是,元实力的释放,有其特定的实现条件及其所体现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首先,就空间维度而言,元实力的作用只有在具备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后才得以发挥。在支撑或制约元实力的诸多内部条件中,最重要的当数以下两项。其一是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没有国土的统一,便无法形成人口、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规模优势,也无法在市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生产的分工和效率。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也只有在国土整合和政府治理能力未受侵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其二是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生产技术条件亦即劳动生产率给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必须限定在一定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一范围,巨大的人口规模便会从有利变成不利因素。

  在促进或阻碍元实力释放的各项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二端。其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元实力的发挥,端赖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在国家存在重大外部威胁的条件下,巨大的军事支出会严重损耗经济资源和整个国力。其次是与外部的经济贸易关系。外贸的扩大会刺激和加快国内市场的发达、资本的形成和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且在国内资源发生短缺的条件下起到关键性的弥补、替代作用。

  再就时间维度而言,上述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存在与否,决定了元实力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和释放程度。清朝在18世纪前期和中期国力达到鼎盛的状态,正是因为在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治理体系下,国内统一和边陲整合得以完成,周边的地缘威胁亦渐次消除,加上高效的治理体系,以及内地高度同质的人口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军事和行政开支,使得政府即使在税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条件下,依然可以产生巨额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日常开支和不虞之需。与此同时,人口与资源之间依然维持着一个适度的比例,加上生产者的勤奋和农耕技艺的精细化,使得中国经济在前近代条件下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低税和藏富于民的政策,使得民众的生活条件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高的水准,支撑元实力的各项要素得以充分发挥其各自的性能。但从18世纪晚期开始,清朝的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大大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以往地缘政治优势的全面颠覆,元实力的发挥失去了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中国的总体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准也急剧下降。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支撑元实力的内外因素缺位的条件下,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国家竞争优势。

  1949年以后,中国结束了晚清以来政治走向分裂、国家治理能力衰退的长期趋势。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的形成,国土统一的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稳定,加上外部有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和援助,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起飞态势。但是1958年以后,过激的国家经济战略导致人力物力的严重损耗和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挫折。60年代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使其面临极为不利的地缘环境,由此所产生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严重挤压了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空间。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使其规模超过了国内资源的承受能力。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缺乏农业外就业路径的条件下,到70年代,过剩的农业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而非所谓人口红利。所有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不利条件,都制约了元实力作用的充分发挥。当然,这并不是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失去了元实力赖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反,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维持了一个高度集权和有效运转的政府体系,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中央计划与地方自主的有机结合,加上劳动力的动员和一支曾在国内外受过良好训练的科研队伍,使得中国在国际地缘环境和国内物质条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完成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并实现若干尖端国防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当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美日等国首领次第赴华寻求恢复邦交的时候,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地位的提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中国的元实力获得充分释放的机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对元实力起支撑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市场规模巨大,政府积极介入,人力资本素质优良,社会总体稳定,以及个人的世俗精神)继续在发挥作用,更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内部和外部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环境因素。首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由经济增长的负担变成了真正的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形成,又是一系列变革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户口、就业政策的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全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巨大提升,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去几十年的投资驱动,逐步转为消费驱动。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正是这两个全新因素的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而为元实力的全面释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虎添翼,获得超常发挥。

  八、比较与展望

  相形之下,跟中国构成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和日本,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项要素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些问题会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发挥或维持构成严重障碍。

  先看美国。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竞争优势,同时在电影、音乐、文化、体育、媒体乃至体现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权、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也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其渗透力遍及几乎世界各个角落。美国成功的背后,除了地大物博的自然禀赋和地缘安全上的先天优势之外,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包括源源不断吸引世界各地人口的移民传统、巨大的市场规模、占社会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在清教徒伦理影响下所形成的高度世俗主义精神、高度稳定可期的政府体制、完备发达的教育制度等。但是,跟中国相比,影响美国竞争力的各项因素也有其劣势。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尽管美国号称是民族熔炉,但族群的多元、异质所带来的社会割裂和紧张冲突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暴力犯罪严重,社会治理成本高昂。其二,移民的大量流入,尤其是拉丁美洲裔移民比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正在改变美国传统的人口构成、价值观和社会的总体面貌,令美国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家忧心忡忡,深感国本动摇(Huntington,2004)。其三,美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普通民众的职业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下降,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无法维持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科技领域则主要依靠高学历移民的支撑。其四,在社会分化加剧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胜选方的党派利益至上和民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短期的选票战略和相应的施政方式严重阻扰了长期战略目标的制订和实施。这些问题当中的大部分,在美国仍然维持全球军事和金融霸权的条件下,可以借助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通过巨额借贷,维持现有的各种福利开支和治理措施,从而暂时得以应付。一旦霸权衰退,信用渐失,政府举借能力和管制能力下降,这些问题(尤其是种族和移民问题)将会激化为严重的社会对抗和动乱,其破坏性将难以想象。

  再看日本。在许多方面,日本曾经或者依然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各项优势,包括人口的高度同质、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民众的勤勉和节俭、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等。事实上,这些正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但日本面临两个严重缺陷,限制其经济继续扩张,并阻碍其寻求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大国地位。首先,日本是一个小国,不仅国土狭窄,资源缺乏,而且人口规模有限,在最高值的2010年也仅有1.28亿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的经济一旦扩张到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无法支撑或容纳的地步时,必然产生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其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滞和衰退,其中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压力下于1985年出炉的“广场协议”(Tsutsui and Mazzotta,2014)。其次,日本人口面临萎缩。据预测,至2050年日本人口将不到1亿人。更为严重的是人口结构趋向于老年化,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升至40%,14岁以下人口将降至9%(Tsuya,2014)。如果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不足以弥补劳动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日本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会继续在震荡中陷于停滞。

  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当然也会有各种制约因素,诸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场过分依赖、科技创新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口结构趋于老化。这些问题如果处置失当,拖宕日久,则会积重难返,构成经济进一步升级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关键领域尖端科技产品的研发,中国与欧美日韩各行业领先企业之间,依然差距巨大。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芯片制造和设计技术日新月异,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有待技术和人才的长期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