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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前中日两国“朝鲜方略”

发布时间:2017/03/30作者:马勇 来源:“马勇”微信公众号

摘要:何如璋认为,要想维持朝鲜体制,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不再发生琉球式的悲剧,不是阻止朝鲜与日本交往,让朝鲜重回封闭状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要让朝鲜不仅对日本开放,而且要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要绝对防止朝鲜成为与日本铁杆盟友,当然也不能人为离间日朝关系。


  一百二十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并不带有必然性,中日两国在东北亚有利益交集,并不必然存在利益冲突。两国相互不信任始自1876年的《江华条约》。这个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永远相安。(《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册,135页)

  朝日两国互视对方为主权完整的政治实体,两国交道都由自己负完全的责任。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引起了清政府极端不满。

  1

  重构大国均势

  怎样让朝鲜重回“中国的世界秩序”,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思索。

  驻日公使何如璋此时正在参与琉球善后处理,他认为,要想维持朝鲜体制,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不再发生琉球式的悲剧,不是阻止朝鲜与日本交往,让朝鲜重回封闭状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要让朝鲜不仅对日本开放,而且要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要绝对防止朝鲜成为与日本铁杆盟友,当然也不能人为离间日朝关系。

  与何如璋的想法比较接近,丁日昌在向朝廷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吞并琉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日本军事扩张的开始,这一举动意味着东北亚必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危机状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日本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朝鲜。假如朝鲜重蹈琉球覆辙被日本吞并,那么日本,还有俄国,则极有可能将东北亚视为下一个争夺目标,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

  丁日昌的分析深刻启发了朝野诸公。1879年8月26日,清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以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办法,责成李鸿章以私人名义致信朝鲜退休领导人李裕元,婉劝朝鲜主动并全方位变革。

  李鸿章指出,世界大势在过去几十年急剧变化,东北亚局势也随着日本明治维新进程而改变。日本崇尚西法,营造百端,自以为已得富强之术,其实国库空虚,负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又由于日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其“有事四方”第一步,北则朝鲜,南则台湾。李鸿章劝朝鲜领导人认真想想,假如朝鲜还想保持稳定,莫如“以毒攻毒,以敌制敌”,借西方诸国要求通商之际,尽快与各国达成妥协,签订协议,以此牵制俄日。

  朝鲜对外部世界或许真的恐惧,而中国毕竟已与洋人打交道数十年,拥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朝鲜借鉴。李鸿章指出,“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如贩卖鸦片烟、传教内地诸大弊,悬为厉禁,彼必无辞。”(《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303页)

  李裕元是朝鲜为数不多通晓世界事务的领导人,与李鸿章关系也不错,但他对李鸿章的建议评价不高,兴趣不大,以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古典中国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既无创建,更没有现代意识。

  至于朝鲜怎样才能避免琉球悲剧,李裕元认为,西方诸强国并不可恃,那些西方人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公法、正义,其实既不公也不义。这些国家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利己主义,与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并没有损害的事情,只要无利可图他们也不会声张正义,帮助弱小。琉球被日本吞并了,哪个西方国家出面声讨过日本,哪个大国表示过率有道伐无道?都没有,一个也没有。李裕元告诉李鸿章,即便朝鲜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外交关系,也不能保证朝鲜的安全。通商就是通商,外交就是外交,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放大通商外、交的意义。李裕元回绝了李鸿章的建议。

  李裕元的拒绝反映了朝鲜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戒备,但朝鲜必须打破封闭向世界开放,尤其是打破日朝关系单向格局,是清政府内部比较一致的看法。

  驻日公使何如璋强调,要想维持朝鲜体制,不再发生琉球之类的事情,必须想办法促使朝鲜发生改变,帮助朝鲜向世界开放,防止朝鲜与日本结盟。

  根据何如璋分析,朝鲜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是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利好。朝鲜风气一开,自然有条件讲究武备,巩固国防,不必担心西方各国进入会影响中朝宗藩关系。相反,朝鲜向全世界开放能有效杜绝俄国、日本的觊觎。

  为此,何如璋提出中朝关系两种新模式,第一,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代表朝廷主持朝鲜内政外交,从而使外人不敢觊觎。第二,重构东北亚“大国均势”,中国“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协助朝鲜与西方诸国订约通商,以朝鲜的进步维持中朝宗藩关系。

  在中方不断劝说下,朝鲜也有比较积极的回应。1879年底,朝鲜派遣僧人李东仁为密使赴日本往见何如璋,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朝鲜的动态迅速传至北京,何如璋建议朝廷不失时机接受朝鲜的请求,劝说美国前往朝鲜缔结和约。朝鲜之所以首先选定美国,据何如璋分析,朝鲜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较为公允,较少偏见的大国。

  1880年初,朝鲜又派密使往访何如璋,密报朝鲜国王及一些核心大臣决议推动开放,然而他们普遍担心元老派反对,因而请求清政府出面劝说那些元老派。

  朝鲜的消息是正面的。何如璋认为,中国作为宗主国,有责任出面劝说属国面向世界,寻求开放。他在劝说、敦促朝廷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另外的渠道直接影响朝鲜。当年(1880)8月,朝鲜获知美国负责远东“特别商务使命”的海军将领薛斐尔将访日本,迅即派遣修信使金弘集访日,寻求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涉的机会。

  在日期间,何如璋及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与金弘集等多次会晤,分析大势。何如璋指出,朝鲜这样弱小的国家必须利用大国进行博弈,“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联合各国以图牵制”,朝鲜只有争取大国普遍同情,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何如璋的建议使金弘集等耳目一新,但金弘集依然担心朝鲜内部旧势力。为坚定朝鲜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的勇气,何如璋责成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为朝鲜政府描绘一幅诱人的未来情景。《朝鲜策略》大致是,朝鲜当今要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就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急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2

  控制与反控制

  经李鸿章等居间撮合,《朝美通商条约》1882年5月22日达成,确认朝美两国“人民各皆永远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蔑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美国对朝目标是通商,因而条约重心就是自由贸易、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等,凡此,都是十九世纪晚期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正如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朝美通商条约》赢得了西方世界普遍欢迎。世界各大国也在美国示范下,迅速与朝鲜达成双边通商协议。这些协议与李鸿章帮助谈妥的朝美协议大致相同,比如英国紧随美国,由于担心法国人后来居上,居然在美朝签约后不到半个月,甚至一字不改照抄《朝美商约》,改题《朝英商约》。紧接着,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接踵而来,均在中国政府协助下与朝鲜达成双边协议。应该说,这是朝鲜的进步,是正途,也是中国政府近代以来处理朝鲜半岛事务最正确的一个时期。

  “大国均势”为中国政府赢得了荣誉,也重新迎来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相应的,实际上也就削弱了日本对朝鲜事务的控制权。因而,在朝鲜对外开放进程中,日本无形中成为失意者。这是日本自《江华条约》签订以来最大变化,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

  日本当然不会甘心于朝鲜事务控制权的失落,日本在过去若干年毕竟执着地引领朝鲜走向现代,促进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中国此时的政策一致,而且发生得早,始终一致。所以,日本无法容忍清政府重新攫取朝鲜事务的控制权,无法容忍中国在朝鲜一国独大。中日之间纷争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在朝鲜内部,自《江华条约》以来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改革的思想,对外开放的思想,渐渐在日本影响下成为朝鲜社会内部一股不可小嘘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很多时候被称为“开化党”,他们期望朝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

  当然,也不必否认,自从日本的势力进入朝鲜之后,日本也在朝鲜刻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开化党的骨干如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等,都与日本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日本有着很深的依附感、亲近感,所以这一部分朝鲜人决不会轻易接受清政府新方略,不愿让朝鲜再度成为中国的藩属。这是民族觉醒、近代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值得理解、重视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1882年“壬午兵变”、1884年“甲申政变”,不难看出中日两国控制与反控制的影子。

  3

  十年发展黄金期及其潜伏的问题

  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是重新对外开放初期朝鲜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壬午兵变的目标,原本是旧军人的哗变,是对待遇低下的抗争,只是后来被失势的大院君所利用,演化成一场反日本、反闵妃集团的政治行动,从而将中日两国控制与反控制冲突表面化。

  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命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军队重回朝鲜,提出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的要求,依然期待在朝鲜享有独占、独享或优先的权利。

  对于日本的动态,中国方面了如指掌,驻日公使黎庶昌获悉日军向朝鲜进发的消息后,迅即电请北洋大臣派兵前往观变。正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也顺便请求清政府以宗主国身份向朝鲜用兵,防止日本借端要挟。

  此时暂代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职务的为张树声,张树声听从幕僚薛福成等建议,命令丁汝昌、马建忠率军舰三艘前往朝鲜,又命轮船招商局协助吴长庆所部淮勇六营东渡,相机行事,遏制日本“居功问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31页),确保朝鲜尽快恢复秩序。

  日本公使花房义质根据指示与朝鲜进行谈判,而朝鲜自恃清政府撑腰,不愿接受花房义质要挟,谈判几乎破裂。花房义质使用恐吓手段致书朝鲜国王,声称如果不接受日本的要求,朝鲜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一方面镇压乱党,一方面部署逮捕大院君,并将之解押至中国扣留。朝鲜政治至此完全归清政府代为处理,清政府希望将日朝谈判转化为中日谈判,让一个独立的朝鲜重回到藩国状态。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接受清政府的安排,不愿接受中方调停,更不会与中方进行壬午兵变善后谈判。日本坚守《江华条约》原则,视朝鲜为一独立主权国家,认为日朝之间的交涉无须他国尤其是中国居间调停。

  对于日本政府的坚定立场,中国方面毫无办法,马建忠等人除了帮助朝鲜政府出谋划策,最大限度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少。日朝两国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终于在8月30日达成协议:第一,朝鲜同意抚恤受害者遗属,同意缉凶并严惩;第二,同意赔偿日本军费五十万元;第三,同意日本派兵保护使馆。这就是“济物浦条约”,或曰“仁川条约”的主要内容。

  1882年的“仁川条约”是对1876年“江华条约”的发展,表明日本在中国强势回归朝鲜的政策确立后并不愿意退缩,尤其是允许日本在朝鲜使馆驻军,实际上为后来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假如没有1860年后二十年经济持续发展,中国面对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或许还会像先前一样尽量撇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番国自主”应对日本挑衅。现在的情形与先前确实不太一样了,经济增长了,而且朝鲜距离中国政治心脏太近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也就成了清政府心腹之患,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自然在提升。

  经济增长,实力恢复,使中国官绅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急剧滋生。恰当此时,法国在南部边陲越南加紧活动,中法关系急剧恶化,至1883年底,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发生了直接冲突。翌年,法国将战火引至中国本土,对台湾、福建实行封锁、进攻。中国面临南北两面作战的风险,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于是在朝鲜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甲申政变”。

  所谓“甲申政变”,就是朝鲜统治集团内部那批“开化党”在日本人支持下所发动的政变,其目标就是利用中法战争间隙,利用清政府无力东顾的机会,蓄意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扶植一个完全亲日的新政权。然而,让日本人、开化党完全想不到的是,中国驻朝鲜的年轻军人袁世凯胆略惊人,随机应变,亲率清军及朝鲜亲军直闯朝鲜王宫,与日本军队以及亲日的朝鲜军队正面冲突,日本公使携部分开化党人败走仁川,政变平息,国王还宫。

  袁世凯的机智、胆略是甲申政变得以比较顺利解决的关键。这件事情为袁世凯赢得了荣誉、机会,使朝鲜政府的亲中倾向一度高涨。但是实在说来,袁世凯的这种做法也让相当一部分朝鲜人寒心、不信任,以为“天朝上国”的做派实在不合乎近代国家间的原则。当然,中国人此时对“番国自主”的说法已经彻底反悔,袁世凯在政变后向清政府贡献的主要建议,就是“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帅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清季外交史料》卷五,18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希望中国就此兼并朝鲜,一举打消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清政府、李鸿章当然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鲁莽建议,在稍后的中日善后谈判中,李鸿章也没有接受伊藤博文惩办袁世凯的要求,竭力为袁世凯辩护,但是毕竟因为袁世凯大胆用兵,引发中日之间的直接冲突,李鸿章不得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让步:一、中日两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四个月内各行尽数撤回;二、双方规劝朝鲜国王教练士兵,自护治安,其教练之事,由朝鲜国王选聘其他国家的教官担任,中日两国均不派员参与;三、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三条规定,都可以看做袁世凯鲁莽行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第三条,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一个远因。日本政府后来充分利用了这一条规定,借机向朝鲜用兵,进而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

  甲申政变原本就是朝鲜君臣对中国霸权的不满,日本人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播弄是非,但是从中国立场进行反省,假如中国还想让朝鲜重回宗藩体制,重新成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一员,更应该以柔性策略,赢得朝鲜君民信任。然而中国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是采纳了强硬的应对策略,结果引来如此大乱,让日本通过这场政变赢得了朝鲜事务的话语权,朝鲜俨然成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这就是甲申政变对中国的意义。

  中日两国驻朝鲜的军队,按照约定先后从朝鲜撤出了,朝鲜在经历了一场大震动之后重回宁静。此后的朝鲜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可以在朝鲜未来走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朝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经过甲申政变,应该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中国方面并没有就此予以深刻反省,其官僚体制得过且过,没有人愿意对这些问题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

  清政府并没有接受日本的要求,追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风头过去,袁世凯强势归来,接替陈树棠出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奖励他“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赞美他“才识开展,明敏忠亮”,朝鲜“君臣士民深为敬佩”。(《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七,58页)

  1885年10月3日(八月二十五),袁世凯在提督王永胜陪同下,奉李鸿章之命,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回国。大约三年前,也是袁世凯等人将大院君从朝鲜掳至保定囚禁三年,现在仍由袁世凯等人护送归来,真不知大院君以及朝鲜君臣怎样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朝鲜君民普遍认同袁世凯的果断、担当,承认这个年轻的中国商务委员,决非先前那个陈树棠那样庸常。

  袁世凯携大院君强势归来改变了朝鲜统治集团政治生态。韩王传谕各大臣禁止与大院君往来及私通信件,闵妃对大院君痛恶欲绝,愤而借故杀死大院君昔日仆人。袁世凯对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力排解,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主要的凭借力量,还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大院君。10月7日,大院君在接见各国公使时明白告诉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事可与朝鲜外交部直接商量,大事必须请命于中国。袁世凯,以及清政府的威权,在甲申政变后开始显现。

  此后数年,袁世凯成了朝鲜的太上皇,不再满足于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不是以“上国”身份指导、帮助朝鲜走向世界,让世界进入朝鲜,而是与国内清流、少壮派张謇、张佩纶等人相唱和,热衷于废朝鲜为郡县,设监国,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极大增强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但也必须承认,袁世凯的强势干预,让相当一部分朝鲜官绅失望,乃至绝望,使朝鲜内部的亲华势力在此后数年越来越压抑,而反华的势力、亲日的势力却在暗自增长,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变,朝鲜的天平究竟倾向于中国,还是日本、俄国,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没有近代国家的殖民经验,更没有近代国家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中国所知道的只是传统的宗藩体制,袁世凯在朝鲜,既想重建宗藩体制下新型的中朝关系,又想将朝鲜变为中国本土、行省之一。这是不可兼得的事情,也是近代历史条件下的不可能。后来甲午战争突发,中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措手不及,全面失败,或许都可以从袁世凯强势干预朝鲜事务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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