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田飞龙 > 正文

中印洞朗对峙的战略随想

发布时间:2017/09/07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赐稿

摘要:在金砖厦门会议之前,在十九大之前,在大雪封山之前,洞朗地区的中印对峙以外交和解方式解决,西线暂无战事。对印度,我国长期以来在战略与深度研究上是很不够的。


  在金砖厦门会议之前,在十九大之前,在大雪封山之前,洞朗地区的中印对峙以外交和解方式解决,西线暂无战事。对印度,我国长期以来在战略与深度研究上是很不够的,并且有一种非常普遍、从官方到民间的轻视立场:其一,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给印度的是阴影,给我们的是荣耀,轻敌观念暗暗滋长;其二,印度对标中国,倒向西方,对我国利益多有干扰甚至侵害,我们对其深有恶感;其三,印度国内问题重重,整合困难,从我国新闻媒体上常常获知负面信息,日久成形。

  印度是“种姓大国”、“强奸大国”、“烂路大国”,而且还是“霸权野心大国”。不过,这一次对峙对中国还是造成了“战略震惊”,原来卧榻之侧还有这样一只猛虎存在。当然,中国还是基于大局考虑选择了妥协与和解,保持了难得的“战略忍耐”。于是,金砖继续开会,一带一路继续前行。然而,作为唯一的两个人口超10亿的文明古国兼发展中大国和地缘政治强国,中印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未来中印边境冲突甚至较大规模与形式的区域性冲突之可能性,无法排除。甚至,由于美日的支持与介入,以中印冲突为主轴的地缘政治矛盾若管控不力,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在中印对峙的这两个多月中,中方逐步从“战略震惊”走向“战略清醒”而不是“战略冲动”。说实话,在国内民族主义与大国崛起心理的作用下,以及此次印度如此无理和践踏国际法的情形下,强烈喊打的声音确实不小。笔者亦有民族主义情愫,偶尔也有热血冲动,认为印度不撤已构成正当防卫条件,可以痛击,甚至借机削弱印度。但,还是三思而行。

  如果此次真的开打,不利因素与后遗症也是不小的:

  其一,金砖开不成了,中国推动的这一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机制失效,对于中国国际战略布局及软实力建构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二,战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按照单挑模式中国肯定取胜,但美日是否介入以及中国其他方向上的危机是否同时引爆(比如朝鲜、东海、南海等),无法确保和掌控;

  其三,印度本身也是拥核大国,以及从西方采购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其协同能力到底如何,可能不能以国内新闻媒体宣传的印象为准;

  其四,印度的二次挫败将制造一个永久性敌人,且印度将毫无保留地倒向美日等西方国家体系,南亚的总体战略平衡态势未必于我有利;

  其五,中国当前正处于“一带一路”及更为宏大的“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展开与实施阶段,一场中等规模的区域战争很可能就此打破这一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

  其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导性国际形象及软实力内核是和平与发展,诉诸武力解决边境冲突问题,即便有正当理由,但如果战争扩大化及舆论战升级,中国自身的战略准备并不充分。

  当然,如果印度选择开打,其政治社会后果要比中国更加严重:

  其一,地缘战争态势上对印度不利,中国可以联合巴基斯坦以及从印度洋对印度展开“环形”攻击,而且中国地理幅员辽阔,核心城市远离前线,印度的核心城市及利益群则直接暴露于前线;

  其二,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印度二次受挫,这对于矢志崛起的印度而言是最大灾难,在最终战略底气上印度精英不敢冒这个险;

  其三,印度国内正在经历中央集权改革的阵痛,东北部诸邦的分离倾向亦有凸显,尚不具备持久有效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和支撑能力;

  其四,在国际关系上无法取得绝对优势,对美日俄等国的介入及战略支持不能完全相信,恐惧被最终出卖或抛弃;

  其五,印度对“一带一路”及其地缘政治整合压力十分敏感,但无法直接抗衡,也意识到这是中国梦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因此不可能坚持对抗到底;

  其六,印度之霸权范围及于锡金、不丹等南亚小国(锡金已被其吞并,但国际法上是个伤疤,锡金的独立运动也还存在),甚至对尼泊尔也有渗透和野心,但这一霸权模式主要依靠封闭性的军事和经济控制实现,不符合全球化及开放世界的普适价值,此次对峙暴露了其霸权体系的脆弱性及既往之“恩主—侍从”(Patron_Client)国际关系模式的落后无效,不堪一战。

  在泰戈尔1916年的演讲集《民族主义》中曾经对印度独立后超越欧式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其霸权逻辑深有期待,但尼赫鲁1944年的狱中作品《印度的发现》打破了诗人的浪漫化期待,奠定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奇特精神结构:英国殖民主义+印地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继承了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印度民族主义,将自身想象为“英属印度”和“古代印度”的叠合。基于这种独特的、扭曲的民族主义,印度洋被认定为“印度的洋”,中亚地域被认定为远期殖民性控制区域,而中国则被认定为实现“印度帝国梦”的主要障碍,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制衡印度,更在于中国之强大发展及其势力扩展造成了印度精英的深度心理挫伤。因此,这一次的洞朗对峙,大体是印度精英的一次民族主义精神动员,既是掩护和对冲国内中央集权改革带来的重重压力,也是向世界发出一个印度反对中国“侵入”其传统霸权体系与保护国范围的信号。印度希望继续维持对周边小国不正当的霸权支配。

  这是龙象之争,从长期看,无止无休,即便中方单方求和也不可能,但未必一定是直接的国家间战争,而可能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发展性竞争。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3亿,印度的中央集权与国家整合正在加速进行,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引进外资也进入快车道,印度的民主宪制虽不优良但大体可以保证其内部之团结合作,印度通过此次对峙显示的战略地位可能吸引美日等国加大对印度的扶持以制衡中国,而印度正好收其红利。

  洞朗对峙只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更大发展进程中与印度的一次遭遇战,虽无实际战争,但只是暂时性和解,不是永久和平,甚至潜伏着中印“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而言,“战略忍耐”之后是“战略调整”,需要对印度的“敌人属性”加以正视,需要对印度进行深度的历史、制度与发展潜力的研究,需要巧用中国的国力与外交资源的相对优势对印度构成有效遏制乃至分化,需要充分估计未来中印战略性冲突的可能性。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不仅取决于中美,至少在亚洲意义上也取决于中印。在争取成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在必然遭遇的重重挑战中,某些保持和扩展国家权威与利益的技术性环节,中国还需要深度学习一下美国。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8月31日)

上一篇: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与制度化
下一篇:治理秩序的扩展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