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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 习 近 平 在 正 定
发布时间:2018/02/26作者:邱然 陈思 黄珊 来源: 学习时报

摘要:习近平说总觉得“文革”时期的那种荒谬和残酷虽然已经过去了,却并不遥远,这个国家百废待兴,仍然需要变革,仍然需要有担当的人负起责任来。唯有如此,“文革”那样的日子才不会重演。


  采访对象:李亚平,1954年11月生。1979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1984年12月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4月任县经委主任兼党委书记。2014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李亚平家中

  采访组:李亚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您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李亚平: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我主要是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当干事,工作内容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文秘,主要管文件、工作报告、开会的发言等等,经常起草一些东西。那几年,我跟他之间的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是他“手把手”指导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受他的影响非常大。虽然之前我有多年的文字工作经历,起草过不少文件和材料,但从跟习书记工作那几年开始,我才真正明白了如何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以前,我协助县委领导写一些材料和报告,都是以秘书的心态和角度在写,我也想写得好,但因为我这样的心态,就导致站位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通过他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才发现过去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格的。我写的材料只是达到了基本要求,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把该说的话说出来了,但还达不到“好”的标准。写的讲话稿没有什么特点,也缺乏说服力,让与会人员听得昏昏欲睡,那是不行的。

  我为了提升自己,达到习书记的要求,就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我发现,习书记平时看书很多,喜欢把看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所以他讲话比较喜欢引经据典。于是我写东西的时候也开始学着引用一些马列理论和古代先贤的话,但这些内容我是没法像习书记那样都记在脑子里信手拈来的,所以就要靠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增长知识。

  我还发现,习书记不喜欢在材料和稿子里出现官话、套话。这当然很好,但无疑是加大了文稿起草的难度。过去,我们写东西可省事了,能抄就行,起草文件就是照着石家庄地委的文件和省委的文件抄,还有《人民日报》等这些官方的东西看熟了就行。这种照本宣科的材料,在习书记这里完全通不过,甚至和他本身讲话的特点格格不入,因为他的思想和具体部署,都会结合正定县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因为习书记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大量动脑筋,有的人就没办法给他写东西了。如果不领会他的思想,不尽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真就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这个人愿意把材料写好,比较喜欢钻研文稿写作。我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我想,我应该换位思考,假设我就是他,是正定县委书记,那么我所管的这个县,哪儿有什么问题、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去解决呢?慢慢地,我觉得,关上门写材料的时候,我就是“正定县委书记”;打开门,我就是县委办公室的干事。

  所以,习书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引导我、锻炼我经常要学会换位思考,按照角色要求进行思维、开展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更多地留意具体的工作。

  一开始,我觉得完成一篇在习书记那里能够通过的稿子,还是挺难的。但随着他对我的严格要求,随着我自己的不断努力,我逐渐掌握了要领,后来反而觉得很轻松,对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也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成就感,不觉得累了。

  另一个我感到工作越来越轻松的原因是,每次写稿之前,习书记都会事先跟我进行细致的交代,把稿子的内容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坦率地说,习书记跟以前的几位书记都不一样,他文化水平高,更具有战略眼光,肚子里真有货,对每一篇稿子的要点和思路都谈得很清楚,胸有成竹。

  有一次,他开会前需要一个讲稿,事先把要讲的内容给我谈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觉得,他说的这些内容直接放到会上去讲,就已经很精彩了。那次,他跟我谈完稿子以后,我趁热打铁,7000多字的稿子一气呵成。后来,他拿着我的稿子到会上去,但基本上是脱稿讲的,而且把很多要点又展开讲了。

  那时习书记还有一个特点:只要你写的稿子言之有物,有创新,有具体内容,不讲套话空话,不照本宣科,他就不会去计较,不让我们返工。他讲的时候,往往是脱稿讲,讲话稿中有些不顺当的地方也就自然调整过来了。我的观察是,习书记一开始走上县委领导岗位时,讲话用稿子的时候多一些,越到后来,用稿子就越少了,稿子放在那里只是一个提纲、一个概要,他讲起话来已经是驾轻就熟、自由挥洒了。

  习书记来之前,老实说,我工作很散漫,写稿都是应付。习书记刚来时,要求高而且严格,我觉得压力很大,觉得以前那么舒适,那么清闲,现在不行了。但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跟着他提升得非常快,从原来应付稿子到后来很自主地去创作稿子,工作体验很不一样了,自己不知不觉就提升了。那时候我就感到,之前看似舒适、清闲,其实时间都被浪费掉了,我进步最快的几年,还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特别注重调研,请您讲一讲他当时调研都有哪些方式。

  李亚平:习书记确实非常注重调研。他来正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最初的3个月,他对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表态,因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他那段时间,集中精力到各个乡镇走走、看看、问问,熟悉正定的实际情况。有时候,我也跟他一起下乡调研。

  他调研的方法比较特殊,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让人家事先准备,而是直接下乡、下厂、入户。他调研有的时候有主题,有的时候没有主题。带工作人员也很随机,有时候带我,有时候看到谁,抓上就去了,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天调研工业企业情况,一天下来他连续看了6家企业。

  习书记交了很多朋友,他有个“草根”朋友叫贾大山。贾大山是我们正定的一位作家,特别善于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他不是党员,也不受官方的影响,从他眼里看到的、写出来的老百姓,是非常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非常接地气,乡土味儿极浓。习书记主动拜访贾大山,和他一见如故,每次聊天都很投机。贾大山给习书记讲故事,讲正定的历史、风土人情;习书记给贾大山讲他插队的经历,讲陕北穷苦的父老乡亲,讲他生活过、劳动过、当过大队支书的小山村梁家河。他们俩的谈话,我还参加过两次,有时候他们讲到古今中外的文学,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习书记还与一些农民交往。他和许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交朋友,比如我们正定有一位农民科学爱好者叫张新立,是农村里常说的那种“能人”“致富能手”,他喜欢搞无线电,后来又开了个工厂搞声控灯光设备。习书记到他的工厂看了他的产品,觉得这个设备效果很好,这种发明也填补了当时国内市场的空白,前景非常好。习书记就积极帮他联络北京的文艺团体采购他的设备,后来一些文工团,包括中央电视台都买了张新立的设备。有一年过年,习书记还和我骑着自行车到张新立家里去看他,我们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习书记一方面是调研,和他交朋友,帮助他开拓市场,实际上他也在观察张新立怎么做企业,吸收了一些他的经验。

  我们县某个村,当时有一位种棉花的能手,亩产很高,虫害很少,能培养新的种子。习书记跟他接触了两次以后,经常跟他聊天,慢慢就成了朋友。

  习书记那时候总说:“走,我们去跟谁聊聊。”他能接触三教九流的能人。这也是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一种方式。

  习书记也经常搞问卷调查。这个在正定还是很稀罕的事,以前没有人搞过,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下手。习书记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弄,不会学吗?”我说:“我们主要是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设计。”习书记说:“设计问题,应该主要围绕老百姓对县委和县政府工作的反映和评价,还有就是老百姓目前对多种经营有什么样的认识,自己打算搞哪些多种经营,等等。”

  这种问卷调查,比较类似于现在的社情民意调查。当然现在主要依靠网络,采集的样本也更多,数据覆盖范围也更大。而那个时候,受条件所限,调查的方式比较原始,就是习书记带着我们县委的干部、工作人员,特别选在正定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桌子,来赶集的老百姓一从我们这里经过,我们就主动递给他们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就是调查问卷。递纸条的时候我们会说:“老乡,大爷,大娘,县委正在搞调查,麻烦来填填吧。”

  一开始我们去拉人、发问卷,老百姓不知道我们要干嘛,要调查啥,还有点不太接受。后来,老百姓了解了情况,就主动到我们摆的“摊儿”前面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他们有的说种地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说搞养殖遇到了那个困难,说的都是一些特别具体、特别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大规模调查问卷,仅我记得的,习书记就搞过五六次。这也是他调研的基本方法之一。

  还有就是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去考察学习。比如,我跟他一起去过江苏省,当时我们是个5人团,由他带队,有一个常务副县长,有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有一个管经济协作的副主任,再加上我。我们当时把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都走到了,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特别发达,起步比杭州还要早。我们那一次考察的范围也比较广,包括怎样招聘人才、行政机构怎样改革、乡镇企业怎样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如何开展等等,都进行了详细调查。

  那次外出调研,看先进、找差距、思改进、谋良策,对正定县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回到正定以后,就召开了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这也是一次正定县的改革开放动员大会。当时对我们触动最大的,是在很多改革开放的观念上,我们正定差得太远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各种政策措施非常不足,而且正定的企业大多是与农业相关的或者国有工商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乡镇企业很少。我们意识到了差距,正定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推行人才战略,您是否也参与了这方面工作?

  李亚平:是的。人才战略正式推行以后,我们经常和习书记一起商讨实施当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听完《通史》课后,就到习书记屋里坐了一会儿。当时,县委副书记刘日和县委办公室的张银耀也在,我们正好一起商量一些人才招揽方面的事情。

  那天晚上,习书记兴致勃勃地谈起省生物研究所一个发明了“花生蛋白乳”的人才,说想把这个人请到正定来。由此,他又谈到县委最近提出并在报上公布的招贤纳士九条措施,让我谈谈看法。我当时建议,应该适当了解本县知识分子有什么反映,县委近期可以组织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检查,声势大一些,有问题要解决,以免让人产生县委只看重“外来和尚”的印象,挫伤本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习书记对我的建议很赞同,他说:“我这几天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事情多,还没有来得及落实。”

  采访组:您当时与习近平同志接触那么多,一定对他日常工作生活很熟悉。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包括您和他平时生活中的交往。

  李亚平:好的,我说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

  有一天上午,我在习书记那里闲谈时,管接待的行政组长王新友敲门进来了,跟习书记说了两句话,准备告辞。这时候习书记叫住他,并拿出了10元钱说:“新友,一会儿你去招待所,顺便把我在招待所吃过的几次饭都结算清,如果其他常委也有没结的饭账,也都付清了。”王新友说:“习书记,算了吧,之前的饭账,办公室已经垫付了。”习书记很严肃地说:“以后不要这样,谁吃饭谁付钱,再遇到这类问题都照此办理。”

  当时,我联想到习书记头年夏天穿的满是窟窿的“花背心”。当年春天帮他搬家的时候,见到他的褥子竟然是旧衣服和布头拼接起来的。可见,他一贯严于律己,从来没有那些高干子弟的纨绔之气。我平时还总认为自己在生活上比较平民化,但与习书记的艰苦朴素比起来,还是自愧不如。

  还有一件小事。国庆节放假期间,有一天下午,我随习书记去大佛寺,看看寺管会新班子上任后的工作情况。

  晚上,回到县委,习书记拿出10元钱请客,想要请晚上值班的人员一块儿聊聊。我拿了习书记的钱出去买了些菜,哪知道回来的时候一看,一位值班人员早准备了不少菜,他还让我把钱退给习书记。我当时没过脑子,拿了钱就去退。那位值班人员过来解释说:“习书记,今天晚饭的钱由办公室卖报纸的钱来开支,就不用您个人破费了。”

  习书记严肃地说:“个人吃喝怎么能用公款报账?即使是卖报纸的钱,也是大伙的,也不能随便用。”

  这顿饭所有的开销,后来都由习书记个人掏腰包支付。那些卖报纸的钱,从哪里来的,还是规规矩矩地回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施行的八项规定,与习书记当年对自己、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县委办公室有一台电视机,习书记每天下班后会看看新闻。那个时候,电视机是稀罕物件,街上的老百姓经常过来看电视。有时候,到了晚上,会有几十个老百姓聚在这里。别的机关和部门的人,也会来看。除了看新闻以外,习书记偶尔也会看看足球。这时候,习书记就换了身份,仿佛不是县委书记,而是一个爱激动的球迷。他喜欢的球队进攻特别是进球以后,他会大喊大叫:“好球!”进攻失败或者被人灌进一个球,他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臭球!太臭了!”

  我们当时的思想比较保守,因为看惯了老干部四平八稳、不声不响地坐着看球,觉得习书记这么激动,有点“惊世骇俗”。所以,后来只要他一到办公室看足球,我们就不让别人进来了,甚至连大门都关了。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毕竟是整个县的县委书记,让人们看到他大喊大叫的,不怎么好。后来,我们虽然没给他提出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还说:“最近怎么没人来看电视了?”以后,他再看球也就不那么激动了。

  采访组:那您当时和习近平同志一定关系很密切了?

  李亚平: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比他小一岁,有很多共同语言,为他做服务和配合的工作也很好,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平时聊天最多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除了工作上的交流,我们还会经常在一起谈谈个人的经历,谈一些国内外大事,有时候也会谈谈读过的书。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习书记书读得特别多,什么都懂,好像是百事通、百科全书、活字典。我们虽然年纪相仿,但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这实在是我望尘莫及的。

  习书记也曾经到我家里做过客。他第一次到我家来,是我们有一次下乡回来,机关食堂也没人了。我就说:“到我们家做饭吃吧!”到了我家,加上我爱人,我们3个人一起包饺子。那时候,我儿子四五岁,就在旁边玩耍。习书记这人待人很亲切,很和善,我儿子很喜欢他,就不住地和他聊天。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看过了《三国演义》的小人书,他就说:“习伯伯,我考你几个问题。”习书记说:“好啊,你考吧!”他就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情节给习书记提问题,结果连续考了八九个题,习书记全都对答如流。我儿子赞叹说:“呵!习伯伯,你还不简单呢!”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习书记说,他小时候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上小学时就开始要求他读文学名著,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基本上读完了。他到陕北下乡,一 开始有好多知青对未来很迷茫,大家也都很颓废。习书记觉得自己也没别的出路,可能要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精神食粮,他就拼命读书。他插队的文安驿公社,附近能找到的书,他全都找来读了。所以,后来他当县委书记,写材料经常引经据典,就是他那个时候打的底,算是“童子功”。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一起吃饭,习书记跟我提起他从军委办公厅来正定的缘由。从梁家河回到北京以后,习书记从陕西的穷山沟到了国内顶级学府——清华大学,之后又到国办、军办工作。那时候,他父亲也已经“解放”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情了。本来,习书记可以享受这种生活,衣食无忧,工作稳定。但他说自己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总觉得“文革”时期的那种荒谬和残酷虽然已经过去了,却并不遥远,这个国家百废待兴,仍然需要变革,仍然需要有担当的人负起责任来。唯有如此,“文革”那样的日子才不会重演。所以,习书记就要求下到县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虽然辛苦,却也心甘情愿。讲到这里,他对我说:“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他所取得的成就绝非偶然: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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